胡安-帕布鲁•卡德诺和埃里韦托•阿劳约两位驻华记者针对中国不断扩大的全球影响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调查。二人接受了中外对话执行编辑汤姆·莱维特的采访。
引文：“他们假装付我们钱，我们也假装干活。”
汤姆·莱维特：你们是否认为海外中资企业缺乏监管？
缺乏监管是肯定的，而且是双方面的。一些中方参与投资或者贷款的国家本身监督制衡体系就不够完善。可是，[这些问题]也是因为中国，特别是其在法制方面缺乏监督制衡体系所导致的。我们在各国进行考察时一直在想，如果一家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引起环境问题的话，是否能够在中国对其提起上诉？我觉得可能不行，特别是涉及企业是国有企业的话就更不行了。
中国缺乏对国有企业和银行在国外的所作所为进行监管的激励机制。这也不全是坏事，只是根本没有激励机制，因为国有企业和银行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公司的一部分。众所周知，出于发展的需要，中国对资源有着战略上的需求。因此，对于这些国有企业在国外所遵循的各项标准或者所作所为，又有谁会去进行严格的审查或调查呢？对于这种现象，我看不出有人会从政治上加以反对。NGO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或者说不够独立。
与之相比，我们西方国家的企业也不见得好到哪里或者差到哪里去。可是，我们的体制却发挥了很大作用。西方国家的监管更为严格，不当行为不光会使企业的形象和财务受损，甚至还会面临刑事处罚。在中国，我却看不到类似的处罚。
莱维特：中国海外投资采取的方式是什么？
中国的海外投资都动静不大，从某种程度来说凭借的是软实力，而不是通过武力征服。这与西方国家过去的做法完全不同。中国在乎的是经济、自然资源、以及国有企业的国际化。对于他们而言，在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面临竞争会相对少一些。
另外，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中国群体还有另外一种，那就是私营部门；小业主、商人、海外劳工等。这些人想要过上好日子。分清这两类中国群体和投资很重要，因为他们是完全不同的。
莱维特：是什么原因促使那些人离开中国到发展中国家去？
中国中央政府有一个“走出去”的政策，推动或鼓励私营企业家或移民走出国门。所以，中国的政府官员非常愿意看到这些企业向海外拓展，与国际大公司展开竞争，这增强了中国的竞争力。有些地区失业率很高，因此，对于中国人向海外发展，当地政府采取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例如通过招聘机构向国有企业的海外基建项目输送劳动力。
至于那些小业主，我们见过很多人，他们离开祖国就是因为听老乡说，去了埃及，挨家挨户上门推销服装就能够赚一大笔钱。他们胆子很大，敢冒风险。因为，有时候他们不得不与当地人的仇外心理或者愤怒情绪做斗争。“不是因为家里吃不饱饭，而是因为缺少机会，”一位移民工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如果在中国，你现在会有一种感觉，每个中国人都流露出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抓住了，就能过上好日子，就能更上一层楼。这是他们最大的动力之一。除了他们的财力、中国的效率，每个中国人、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们心中都抱有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为了孩子能够过上好日子，必须努力工作。
莱维特：存不存在社会融和方面的问题？
很多基建项目中国劳工的数量多达数千人。这些人两三年都住在营地里。由于他们对当地不了解，不懂语言，所以就不想离开营地。这样一来，外界就会想，这些人怎么了，为什么不想和我们交流，我们为什么从来看不见他们。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以为这些中国人都是囚犯的原因。
我们在莫桑比克听一些工人说，“他们来这里挣钱，可是却连买瓶饮料也不愿意。意大利人还会交个莫桑比克女朋友，可是，中国人对我们的女人瞅都不瞅一眼。”这话虽然直白，但是，我们想，他们的意思是中国工人缺少与当地社会的互动。
莱维特：你们认为工人的待遇很糟糕。可是，与其他外资企业或当地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问题会更严重吗？
人权观察组织在莫桑比克铜矿产区的研究印证了我们的结论。与赞比亚的其它外资或当地采矿企业相比，中国企业付给工人的工资最少、安全标准最低、工作条件最差。据行业联合会的资料显示，工作条件达标的只有一家企业，而这家企业近期刚刚从一家印度企业手中了接管了一个矿山。
从我们所了解到的证据来看，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曾经到访过25个国家。像西伯利亚、莫桑比克、秘鲁这样的国家或地区尽管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工人们却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我们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感受到了这点。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中国企业的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尽管不违法，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工人们觉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不是说西方国家的企业做得更好。所有企业都信奉一条原则，那就是金钱和买卖至上。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可以了解外国企业的一举一动，因为我们有媒体、有NGO、有民间团体。可是，有什么来监督中国企业呢？如果中国企业触犯了法律，中国的司法系统会追溯其责任吗？
我认为，这种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体制目前存在的局限。
一直以来我们听到的就是中国的海外业务是如何秉承着双赢的立场，如何给项目所在地带来帮助之类的宣传。这些，我们不能否认。可是，官方的宣传与他们在当地的实际做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这才是我们在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等国的发现。
莱维特：这些问题会带来怎样的长期影响？
中国在公关方面存在问题。不止国内这样，国外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个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投资，给他们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做了这么多事情，可是却闭口不谈。坦率的说，这很难让人理解。如果他们能够进行解释，人们会理解的。坏的方面不想解释，可以理解。可是，还有很多好的方面可以讲啊。
一些事情不向当地人解释就很有可能会引发冲突。我们并不否认他们做的好事，可是，他们的做法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会给人民，给那些项目之外的人带来伤害。
坦诚地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并不乐观，因为这些都是由中国的政治体系所决定的。中国国内有人已经意识到并且提出，光是跑到别的国家去修建大坝还不行，还必须要考虑这样做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需要转变作风。可是，要想转变或许还得先从国内开始。
如果中国公司海外业务的运营体系发生了变化，也就意味着这一体系的效力将会减弱，会变得更像我们的体系。也就是说，在颁布一项法律之前，会有很多人参与决策。 因此，所有环境、社会影响方面的研究都需要加以考虑。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快速决策的能力，也就没有办法在风险很高的国家开展业务。
中国为一些人们普遍认为政局不稳的国家提供了大笔投资或贷款。比如土库曼斯坦，中国就向其提供了8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完善和输气管线的铺设。这样一来，该国主要的收入来源天然气就可以销往俄罗斯以外的国家了。可是，土库曼斯坦是世界上最孤立、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有朝一日总统被推翻的话怎么办？如何保证你的经济利益？
委内瑞拉的情况又怎样呢？中国发展银行向其提供了400亿美元的贷款。作为交换，中方获权开发世界上储量最大的石油资源。目前，委内瑞拉总统抱恙。如果该国政局发生变化，这400亿美元怎么办？而且有人认为查韦斯总统的所作所为触犯了委内瑞拉的法律。
莱维特：中国的海外业务造成了哪些环境影响？
环境影响不光是中国企业的造成的，项目所在国也有责任。就拿莫桑比克或者西伯利亚来说，当地政府允许中国国有企业或者商人将原木运往中国获取暴利。
关键问题是，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办事体系就是因为每件事情中间都存在腐败。中国人出口这些原木的做法并不合法。可是，之所以可以这么做就是因为边检人员收受了他们的贿赂，从而允许这些装满原木的车皮通行。莫桑比克的情况更遭：一些企业给当地一些公司提供贷款，让他们砍伐树木然后装箱运往中国。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腐败与环境影响之间的联系。
莱维特：你们认为，中国在海外的影响是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向坏的方向发展？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工人在苏丹遭到绑架，在埃及和尼日利亚甚至有人遇害，这些我们有目共睹。这是个新问题。就影响而言，我觉得，还需要过几年才能充分认识中国海外扩张所带来的真正影响。也正是因为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的投资和参与，使得这些地区的国家成为国际争论的核心，并且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而这对于莫桑比克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想要让世界强国竞相看好自己资源的被投资国而言——如果他们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加以处理的话，是件好事。
对于中国而言，情况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中国在发达国家获得了一些过去不曾有过的机遇，比如说加拿大。我想，如果不是因为金融危机，中国不会像现在这样获得进入西方市场的机会。
至于被投资国，坦率的说，我们还不清楚事情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从逻辑上讲，中国这种只与精英人群打交道、不顾及负面影响的办事方法会使自己在一些国家陷入麻烦。而且，通常来说，这种办事方法不是长久之计。可是，这话，我们已经说了中国30年，中国却还在保持着增长。
胡安-帕布鲁•卡德诺和埃里韦托•阿劳约系《中国的无声军队：正在按照中国形象重塑世界的“普通人”》（China’s Silent Army: The pioneers, traders, fixers and workers who are remaking the world in Beijing’s image）一书作者。该书的中文版于2013年在台湾出版。
翻译：东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