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写非洲资源投资规则

上月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南非总统祖马以振聋发聩的语调警告西方企业：如果它们不改变对非洲的新殖民主义态度，就会彻底输给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祖马的立场反映了跨境“宏观投资”的兴起，比起发展中国家对西方依赖的日益减轻，这一现象更加引人注目。

商业投资通常都是以项目为基础的，其投资边界由工厂建设或者土地开垦构成。规模更大的交易（如在蒙古的铁矿开采权）的投资边界会更加复杂，包括很多细节，如项目的时机以及东道国的预期收益等。

就拿铁矿的例子来说，除了矿山自身，这项交易还会包括其他方面的投资，如用于矿产销售的运输系统，发电厂以及在周边社区为工人建设的食宿和其他设施。在某些个案中，合同内容甚至还会包括旨在提高国内增加值的内容，方法就是实现矿产采购的本地化或者进行矿产品的加工能力建设。

然而，宏观投资一出现，就连如此全面的交易方式都过时了。宏观投资中含有政府之间的协议，会预先配置大限额的公共融资。（请不要将这个“宏观投资”与同名的以股份为基础的私人投资战略混淆，后者的目的是从全球趋势中获得利益。）

与西方政府提供的融资不同，这些预先指定的信用贷款最高限额与市场准入及自然资源获取的相关协议捆绑，并且为东道国提供额外的资金，由其根据自身的优先事项进行投资。比如，安哥拉政府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订了好几项宏观贷款协议，最高限额加在一起多达数十亿美元。其中一些直接用来换取石油，另一些则更广泛地用来加强中国企业的力量，以确保石油开采权。

西方的时事评论员们对这种投资方式嗤之以鼻，认为中国只是建了一些华而不实的基础设施，比如政府机构大楼、大而无当的机场以及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公路。但是，尽管其中确实存在不少纰漏，但现实远比西方人认为的更加有趣，其影响也更为显著。

发展中国家需要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来推动其经济发展，发达国家也日益呈现出同样的需求。中国现在让众多发展中伙伴都能以很低的成本获得所需的投资，并由此学到了中国由基础设施引导的发展战略。在这些互利性的宏观投资协议中，中国订约方负责承建东道国所需的基础设施，后者不仅获得了协议中的项目，还能对自己确定的本国优先领域进行投资。

中国改写投资治理规则

批评者认为中国的宏观投资战略鼓励了伙伴国政府的寻租行为，并且提供了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及其关系密切的商界人士服务的贿赂资金。他们着重强调中国不愿加入一些相关的国际反腐行动，如《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也不愿建立类似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以及OECD《关于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行贿外国公职人员行为的公约》的法律。

当然，这些关切并非毫无根据。制定有力的反腐败法律对中国企业的国际经营进行规范，会让中国和伙伴国都从中受益。但是，批评者们忽视了中国在对外投资国家环境和社会监督上的努力，包括中国银监会上个月发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以及近日刚刚出台的《对外投资合作环境指南》。中国正在切切实实地改写跨境投资治理的规则，因为它正在重塑21世纪的公私投资战略。

宏观投资不应该为中国所独有，尽管其他国家很难与中国由低成本经营、充裕的低息金融以及强大的国有企业构成的“组合拳”进行较量。但是，随着巴西、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大国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它们也会与发展中国家伙伴达成类似的建设性协议。

西方国家也可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对更广泛的长期投资协议日益增长的需求，但必须换换心态，平等对待投资东道国。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政府进行说教，一方面又限制对其资源开采的投资，这种做法再也站不住脚了。

全球投资市场正在迅速变化。落后就意味着长期竞争力的削弱，这个代价是无比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