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对话：中国在拉丁美洲投资的重要性如何？
凯文∙盖拉格（盖）：目前中国是该地区最重要的投资国。2010年，中国金融机构承诺的贷款额达到了370亿美元，超过了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总和。其中，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额占81%，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则分别占到12%和6%。
西方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涉及政府、社会、环境等领域，而中国的贷款则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另外，中方的贷款多采用企业在拉美开展项目或直接贷与地方政府的形式。例如，中方贷款在厄瓜多尔修建的水电设施就由厄瓜多尔自己管理。
中外对话：在把环境核算纳入贷款程序方面，您如何评价中国金融机构所做的工作？
盖：我认为，就文字材料看，他们的工作可以评为B+，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当初美国人均GDP仅为5000美元的时候，我们的煤矿里不仅依然有9岁童工的身影，而且也没人关心环境标准的问题。而中国却没有听之任之，出台了一系列指引文件，如要求所有贷款项目发放前必须提交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从书面材料上看，他们做得很不错，能够开始考虑这些问题就很好。但是，如果要对他们所做的工作分别进行打分的话，在透明度和问责机制方面，他们还有所欠缺。虽然出台的指引性文件要求必须提交贷前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但是，我所认识人中，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份报告。
环境核算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企业可以通过它发现风险，减少损失，公众和政府同样可以利用环境核算的这一功能。但是，中方并未向投资所在地政府或当地群众披露其所做的环境评估报告的内容。这一做法在很多国家引起了一些公民组织的担忧。
中外对话：国际金融机构的做法与中国银行有何不同？
盖：如果世界银行贷款兴建水电设施的话，他们会这样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不会贷款修建一个会使灌溉用水、或者是当地群众长期以来的用水资源受到影响的大坝。’为了确保项目获得融资，有关方面还必须出具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并且要在网站上公布评估报告的内容。当地群众和各级政府有时间就其内容发表看法，并且展开对话。而中国方面在为大型水电项目提供贷款时是否有相应的监督程序目前还不十分清楚。
中外对话：中方是否仅仅只是遵从其它国家的环境法律，而不是采用自己的标准？
盖：中国确实有他们自己的环境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并不符合全球规范。很明显，中国希望几乎所有项目都达到所在国政府的要求。
人们曾指责美国和世界银行，认为我们在标准问题上采取内紧外松的做法。环保人士曾对美国企业说，“我们知道你们明白该怎么办，你们在加州怎么做，那么现在在国外也应该这么做。”
有趣的是，中国的做法却是内松外紧。中国从迈出国门之始就有违海外投资国已有的公民社会准则和规范。中方贷款过程中对环境评估和咨询环节的要求较为宽松，所以，获得贷款较为容易。这让其它发展银行和大型贷款机构感觉落在了下风。因此，国际货币金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便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想要通过分享自己的最佳实践来使中国的银行走出困境。如果中国能够学习国外的做法，或许，他们可以把这些经验带回国内。
中外对话：迫使中国金融机构提高标准的压力源自哪里？
盖：中国海外投资给当地环境带来了太多的问题。因此，很多重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目前都派专人对其环境影响进行监督。大多数国际非政府组织都联手项目所在发展中国家当地的合作伙伴，共同向中方施加压力。
中国的海外投资在国内也开始面临压力。但是，这些压力更多地关注于国内项目。中国海外投资仅有10-15年的历史。对于其如今的发展速度，了解的中国人并不多，而且也没有引起环保界足够的重视。
有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直接在中国设立了办公室，比如将这些机构指导纲领翻译成英文的全球环境研究所。但是，这些组织的数量毕竟还是太少了。
中外对话：最终是否还是需要拉美国家对中国贷款施加压力，从而确保贷款项目不会破坏环境？
盖：没错。在我看来，中国问题中有90%的部分是拉美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在美欧投资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来自中国的投资对于这一地区来说是很好的机遇。但是，拉美国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就目前这一发展阶段而言，他们想要的大多都是资源类产品。
拉美地区需要建立相关政策和奖励机制，利用这一新的增长点来推动国家全方位的可持续发展。如若不然，15到20年后，留给他们恐怕只有土地上满目疮痍的矿眼和大批饥肠辘辘的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