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辞掉黑龙江省环保厅宣教中心那份过于悠闲的工作，全职从事环保倡导与污染防治工作，到现在有三年时间了。
在全国各地奔走呼号三年多，我逐渐意识到，大多数情况下中国NGO采用的直指政府和企业的批评指责方式，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却常常导致问题激化，沟通渠道关闭，污染受害者权益无从实现。换位思考，从政府和企业的难处去尝试沟通的可能性，或许才是更有效的方式。
河北被点名，我们要帮它
作为中国NGO“自然大学”的一员，我现在负责大气项目，希望以第三方的力量推动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
我们最近要花半个月的时间，在河北几个重污染的城市考察。希望能给河北治霾添把力，特别是政府机构。
前几天是京津冀地区雾霾严重，河北省因为治霾不力，被环保部点名批评。
我觉得，在雾霾问题上，河北也是受害者。应对效果不好，应该说他们确实是力不从心。京津冀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其实主要是在河北，包括钢铁、焦化、水泥、火电等，两高企业又以钢铁为首。河北的粗钢产量和钢材产量都是全国第一，2013年分别达到全国产量的24.1%和21.4%。所以，污染治理其实是任重道远。另一方面，河北的地位也很尴尬的，相比北京和天津，他们在京津冀片区常常是做出牺牲的那个。
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河北雾霾治理，就要提高他们的监管能力，而不是批评力度。实际上他们也头疼。单就这次雾霾，他们也响应环保部要求，停产或是减少车辆出行，但是费了半天劲，还不如一场大风管用。
在此之前，河北邯郸市4月开始，拆了700多台燃煤锅炉和1000多根高烟囱。
河北邢台的“建滔焦化厂”因为监测数据造假，也被重点整治。有一半锅炉被关闭，限期整改。
我今年五月份去过这个焦化厂调查，并假扮铲煤工人混进去拍照，后来被抓住送到工厂保卫处盘问。我只好坦白说我是环保志愿者，他们要我翻出包里的东西，证明我的身份。一个保安说“证明你是志愿者就放你走，不然就报警”。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一怕我是恐怖分子，二怕是记者。
一个工厂职工有1500人，一半锅炉关闭，又不能因此辞退工人。即便仅是为期半年，企业也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如果被记者曝光一下，周围的群众再来闹一闹，日子更难过了。最后我翻出记录我所有考察行程的微博，才让他们相信我的身份。
这也引起我的思考。我们习惯以NGO的思维去猜测政府和企业是什么样的，但这是非常要命的思维。我们先入为主的指责，让他们有了戒心。所以他们也形成了思维定势。
其实并不是不能沟通。
NGO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思考方式一直都停留在“炮轰”阶段，炮轰环保局，炮轰污染企业。其实能避免的冲突，就尽量不要发生。激化矛盾是一种策略，问题是最后大家都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支持NGO的基金会常问项目有没有可复制性，我认为应该改成可借鉴性。问题不同，没有哪个项目是可以复制的。
NGO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公众和政府在长期的对峙中形成了他们的沟通方式：公众质疑，政府就不回应；政府不回应，我们就说它不作为。其实河北的情况就说明，我们不该轻率地去指责环保局。
我觉得，NGO应该学会跳出环保圈，换位思考对方的难处。并尝试建立联系，通过沟通解决问题。
公众和政府因为不能沟通产生了冲突，NGO再不尝试沟通，问题就进入死结了。
今年云南省剑川县的硫酸厂项目，我自己体会到很多。
云南的剑川县正在修建一个年产20万吨的硫酸厂，因为靠近千年古镇“沙溪”和被称为西南“敦煌”的石宝山石窟，以及很多当地名胜，很多环保人士、国际机构和知识分子表示反对，从选址不合理到环境威胁到环评造假，质疑抗议声高涨，网络舆论争议在今年8月达到高潮。
最初，当地政府和企业也采用回避和恐吓群众、镇压舆论的方式。我们介入申请信息公开，以及和环评单位、大理州环保局的“约会”交流，目前建立联系，并获得答复，消解了部分公众疑虑。
虽然这个硫酸厂很可能不会按照网友的要求搬迁或是停工，但是沟通已经达成初步成效，就是消除了大家部分疑问，并可能重新开展环评。下一步，希望能督促他们按照环评要求施工和运营。
在这个过程中，NGO扮演了缓冲带的作用：把公众和政府联系起来，同时又过滤掉彼此情绪上的对抗，让理性沟通成为可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建设性的介入方式。
当然，作为缓冲带，我也希望NGO能够守住本分，不要越界。这既能保持我们的中立性，也保证我们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
我的另一个经历可以作为教训。
2012年11月，天津北大港湿地保护区内的东方白鹳被人投毒，我所在的另一个NGO天津绿领参与救助并督促政府成立了“野生动植物保护站”。但是，保护站成立之后，我们和政府没有正式做工作交接，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在继续做保护。就是说，公众关注最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及时退出，结果我们耗费了很大精力去做一个新的政府机构该做的事，他们的积极性也受到影响，保护站的工作不如期待中那么理想。
在别的事情上也一样，NGO作为一个缓冲带和桥梁，不是替他们去做。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弥合信息沟通的鸿沟，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帮助政府部门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
沟通可能性增大，趋势向好
这些是我的经历，也是我的反思。中国的NGO以前工作成效不理想，有时甚至导致事情恶化，不是没有原因。
江苏泰州今年2月成立了一个泰州环保联合会，9月份打赢了一场官司，获赔1.6亿。同样的环保法，新注册的NGO就获得了这个样的成绩，我们应该学习。为什么我们打了那么多年的官司就没有取得这样的效果？
我们总是去找政府的原因，有时候也该找找自己的原因。是不是我们工作方法不正确，没有取得政府的支持？政府也疲于应对各种指责，不管他们截断传播掩盖舆论，还是闭门不理，都是在回避问题，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不过好在他们现在都愿意接受到访。我常以关心环境的有识之士身份出现，一般当地主管部门都会接待，甚至是主任亲自接待。说明大家还是能够把问题说出来。有坦诚的沟通，事情就好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