兑现企业可持续性这一承诺的最佳途径是企业能可持续地开展核心经营活动，而非只是通过慈善捐款。六年前，在中国的100强企业中，只有5家对“碳信息披露项目”（以下简称CDP）的调查做出回应，而去年这个比例增至45%。该项目中国区主任李如松在接受中外对话哈里·李的采访时，介绍了该项目的最新进展。
中外对话（以下简称“中”）：你们《2014年CDP中国100强气候变化报告》表明，CDP问卷的回答质量有所提高，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采取了更多的行动。这是否意味着企业可持续性这个理念在中国开始流行？
李如松（以下简称“李”）：无论在行为上还是观念上中国企业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金融和信息通信部门。值得注意的是手机制造企业已经意识到碳信息披露对它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提高能效、节省开支。
其中一家企业三次邀请我们到访，挨个儿把问题讲了一遍，以便理解其中的基本要义。这家企业还请我们为其与BT和沃达丰等全球巨头牵线搭桥，并且努力研究BT公司（对CDP调查）的回答。他们想和这些巨头一较高下。
这让我感到非常激动。既然有了政策，企业就不能不遵守政府法规。市场条件目前也具备了，尽管个体消费者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消费者的环境意识正在觉醒。
但作为大买家，跨国公司的集体力量将发挥巨大的作用。机构投资者越来越重视可持续性，即便在中国投资者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与投资对象进行对话的趋势。
中：中国对企业可持续性兴趣大涨背后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李：投资者是其中之一，但更大的动因是跨国公司的购买力。作为买方，它们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可以迫使供应商将服务变得更加环境友好。
浙江省的一家小企业对我们说，之前他们认为环境问题离自己非常遥远，直到跨国公司逼着他们解决浪费水的问题。由于当时没有先进技术，他们不得不关闭了一些生产线。但是，通过这个过程，他们关掉了落后的生产线，并最终成功地找到了切实提高业绩的新技术。当然，政府法规也对此有促进作用。
中：尽管取得了这些进步，公布数据的企业还是少数。你们如何让更多的企业披露它们的数据？CDP又如何保证这些数据是真实的，而非“洗绿”的？
李：我们必须让政府相信，碳披露有助于提高中国的竞争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让企业相信，碳披露对它们有帮助。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一些组织扮演着监督机构的角色，但我们并不是。我们试图设计出一个框架或者方法来帮助企业发现并解决问题，我们与机构投资者和跨国购买者等市场塑造者共同合作。从长远上看，如果企业企图隐藏一些东西，或者报告虚假信息，这对企业是不利的，因为CDP的支持者是它们的股东。如果企业撒谎的话，最终会被发现并且受到监督和审计机构的惩罚。
中：碳披露能够引导企业自动改变其行为吗？碳披露如何切实推动企业可持续性发展？
李：只要看到数据，企业就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走了。企业可以要求CDP的反馈，也可以进行第三方咨询。企业可以找到提高和改善未来行为的立足点。碳披露本质上是一个提高竞争力的行动，企业需要知道自身的强项和弱点，了解行业大势。碳披露让企业看到了自身潜在风险，也可以发现创新点。当然，企业不会自动解决问题，仍然要靠企业领导层的决心才能推进。但是，碳披露为可能进行的变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在追求信息透明和企业可持续性发展上，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合作的重要性有多大？
李：大部分污染来自企业自身，同时它们也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企业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与政府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非政府组织想要解决问题并且发挥积极作用，就不能只是坐在那里动嘴皮子，而是必须和企业合作。我也的确发现许多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已经看到这一点，并且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与企业合作。
中：绿色信贷对于鼓励环境友好实践非常重要。你觉得中国的银行机构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转变吗？
李：之前这方面的进展甚微。但今年，中国银监会召集20家国有银行，并邀请我们开了一个为期半天的研讨会。我们分享了包括世界银行集团中的国际金融公司在内的国际同行的观点，介绍了它们如何减少自身的环境足迹，并通过融资手段说服投资对象采取行动。中国的一些养老基金、国有银行（如工行和建行）都在向那些开展了创新项目的国际同行借鉴经验。
中：你谈到说服政府官员的重要性，那你怎么说服他们，他们的兴趣如何？
李：中国的政府官员都很聪明。在百分之百的信任某个组织或理念之前，他们会采取观望的态度，耐心地观察你的言行。因此，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们必须有一套非常实用的方法。首先必须通过既往的业绩向他们表明，（向CDP披露数据）对企业和中国来说都是有利的。最后，CDP必须证明自己是一个可信的组织。在中国，组织是由人来体现的，如果这个组织里的人被认为是可信的，就算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这是一个非常人际化的关系。
之前在CDP授权上，我们受到严重的质疑，因为我们是一家外国NGO。我们通过案例分析、对话以及其他国家和企业提供的信息，逐步说服中国政府机构，并让他们了解信息披露的积极意义所在。怀有疑虑的人随之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和我们进行探讨，以更好地了解我们并寻求与我们合作的机会。但是，我不愿意自欺欺人地说一切都尽如人意，我们还在继续争取政府的信任。这不是一个转折点，而是一个在不断发展的进程，是一项进行中的工作，我始终这样认为。
中：地方政府可能不会完全落实中央政府的环境政策。你们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李：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存在意识上的差距。但省级政府的局限并非源于缺乏学习的动力，而是出于严峻的现实。有时候，他们只是觉得披露信息会带来无法预知的状况。他们不确定CDP数据的用途，担心会危及中国企业的秘密，甚至是他们的官位。比如，浙江省政府有关人士就向我谈及对于本省企业披露信息的担心。我认为一位对CDP缺乏深入了解的中国官员对碳披露行动能带来的好处表示无法把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