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来，什么力量在迫使世界做出改变？《中非经济外交及其对全球产业链的启示》一书认为，“是资本扩张的本性与机械化生产的大结合。”
按照该书理论分析，中国无论是被迫打开国门的“鸦片战争”，还是主动融入世界的“改革开发”，都是资本扩张和全球产业链延伸的结果，中国正在推行的“走出去”战略更具体而生动地演绎着这一规律。
“看待中非交往不能单从两国着眼，而应该将视角置于全球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大潮背景下，从全球产业链的角度来观察。”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晓阳在书中说，“中非交往可以视为全球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这本书以大量数据和实证的案例研究，考察了中非经贸活动的历史渊源、宏观背景和未来走向，从商贸、工程承包、采掘、农业、制造业的产业层次递进来分析中非合作的深层原因和未来前景，“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扩张的动力机制和必然性”。
资源输出是融入现代生产体系的捷径
西方人士指责中国在非洲抢夺资源，是在推行新殖民主义。但唐晓阳认为，对于尚未融入现代生产体系的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资源开采和输出是融入这个体系的一条捷径。
他说，在进入国际市场的初期，尚未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只能依靠自然资源输出，如中国在改革开放早期向日本大量输出资源，非洲也会如此。非洲有尚未开采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中国有“世界工厂”称号，对资源有巨大需求，双方经济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中非经济交往，是互惠互赢，更是全球产业链延伸的结果。
唐晓阳说，被指责为非洲资源的掠夺者是误读中国。中国需要世界资源，是由于中国目前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担任了制造业的龙头，供应的是全球市场。中国在海外开采的石油不到10%被运回国，其余都在国际市场销售。
他解释说，现在的新兴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比起以前的先发国家需要更多的资源。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的生活生产高度机械化，需要巨大的能源支持；另一方面，新兴国家的发展不再仅是国内自身的发展，而必然与全球市场接轨，无论是中国、印度还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依靠大量地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
他进一步认为，现代社会的技术发展和对物质生活无止境的追求是资源采掘的真正动力，正是为了迎合各种消费的需要，资源采掘业和生产制造企业才会开足马力，四处开拓。
将环境问题归咎于全球市场体系
在全球掀起反坝运动的今天，唐晓阳却认为“水坝等大型工程在发展中国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理由是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消费需求，超大规模集聚的居住劳作模式本身便意味着巨量的资源消耗和显著的环境改变，这些国家要在短期内快速追赶现代化的脚步，由此必然导致社会和环境巨变。即使不建造大规模项目，也需要大量的小型项目来满足经济社会的需要。至于新兴的太阳能、风能等所谓的“绿色能源”，则不仅因为其在地理和天气条件、技术安装、成本效率与规模生产等诸多方面有特殊限制，而且也会带来一些尚待论证分析的环境影响，比如光污染、噪音污染，甚至未知的更严重后果。
本书认为，“对环境造成改变和破坏的根本责任不在于个别企业，而在于现代社会的全体成员，或更明确地说，不在于任何个人，而是整个全球市场体系。”
唐晓阳认为，开采自然资源必然改变原始环境。其中既有全球工业化所引发的代价，又有个别企业不守规则而造成的额外伤害。“只要全球市场经济的机制未发生根本改变，资源开采的脚步就不会也不该停止，否则只会造成全球体系中个别国家和个别企业的损失，对真正的环境保护几乎不起作用。”他说。
显然，唐晓阳的上述观点，有为污染企业、制造和转移污染的国家开脱罪责之嫌。按照他的理论，环境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悲观的。因为资本对于利润的追逐不会停止，人类对于物质的追求也几乎是无止尽。
苹果手机每一次的升级换代都能引发购买热潮。唐晓阳以苹果手机为例来抨击现代物质消费主义。一台苹果手机平均一年消耗的电力便超过一台中型冰箱。而制作苹果手机所需的各种稀土元素如镧、钕等的开采会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但在当今高度分工合作的全球体系中，从资源到产品有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消费与生产环节相隔甚远。因此，许多人，尤其是远离生产第一线的“精英”们，看不到他们貌似平常的消费对世界环境造成多大的冲击。
唐晓阳在书中说：高能耗、高污染的制造企业有可能会率先从中国转移到非洲大陆。去年底中国召开的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开承认，“中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这似乎能够验证唐晓阳的这一论断。但本书并没有就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可能给非洲带来的环境破坏、劳动力就业等问题做出预警和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