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美、欧洲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动物蛋白尤其是牛肉的过量消费与环境问题之间的联系日益显著。包括干旱、森林滥伐、土壤侵蚀和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危机不仅出现在这些国家境内，也通过生产线的延伸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在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这些环境问题与同样由肉类过量消费引发的公共健康危机和社会影响一起，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近日，中国解除了对巴西牛肉进口的禁令。这项禁令是因2012年巴西出现的一例牛海绵状脑病（又称疯牛病）而颁布的，至今已长达三年。随着肉类贸易的增长和全球食品系统的持续演进，全球化畜禽产业的格局将愈发清晰；经过大致分类，由工业化的生产及消费国（如美国）、新兴消费国（如中国）和资源供应国（如巴西）组成的“肉类三角”正走入人们的视线。
中国不断增长的牛肉需求
猪肉依然是中国人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但中国的牛肉消费量也在快速增长。2014年，中国生产了690万吨牛肉（包括小牛肉），并进口41.7万吨，主要来自澳大利亚、乌拉圭和新西兰。
近期预测显示，到2020年，中国牛肉进口量可能超过77万吨，这意味着在未来五年间增长超过50%。2014年九月，中国政府颁布合理增加牛羊肉进口的政策，以适应城市中正在变化的肉类消费模式（牛羊肉的经济价值均高于猪肉）。
随着肉类需求的增长，中国已成为大豆（动物饲料主要原料之一）的净进口国。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进口7350万吨大豆，是国内大豆生产量（1240万吨）的六倍。
美国和巴西是中国进口大豆的主要来源国，2014年各向中国出口大豆300多万吨，共占中国进口大豆的85%以上。美国农业部预计，未来十年间，中国大豆进口量将增长45%，达到10770万吨，是国内生产量的近九倍。
像美国那样生产、消费？
在美国，封闭式、高密度且资本和能源投入密集的工业化养殖场只占动物农场数量的5%，它们的产品却占全国总产量的50%以上。中国在生产和消费模式上，都在向这样的工业化国家靠近。
美国人均肉类消费量高于每年100公斤，或每天300克。相比之下，中国人均肉类消费量只是美国的一半，每天约150克。虽然相差很大，但这两国的人均肉类消费量都已经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健康消费量的上限。
西式快餐店和售卖包装好的冷鲜肉的超市正迅速普及，在其驱动下，中国也已经开始采用美国在二战后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动物产品生产、加工模式。作为农业纵向一体化产业链之首的龙头企业得以在政府激励政策的支持下满足人们对大量、便宜肉类的需求。这种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营销手段催生、维持并扩大的。活跃在巴西和其他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规模庞大且政治力量雄厚的畜牧产业，将很可能在中国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
出口或流失的资源
恢复牛肉贸易是中国和巴西之间新达成的一系列经贸合作中的一部分，另一项备受瞩目的合作项目是横跨南美大陆、连接太平洋和的大西洋的“两洋铁路”。这条铁路预期将会加快巴西、秘鲁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
两洋铁路的路线尚未确定，技术和环境评估也有待进行，不过有方案显示铁路将穿过巴西的农业腹地马托格罗索州，那里密集分布着大规模牛场和大豆种植园。如果开通铁路，将能够大大降低巴西牛肉和大豆出口的运输成本。
对巴西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商业机会。然而，长年来为了放牧和种植大豆而进行的森林砍伐已经让该国失去了大量“真正的财宝”，例如亚马逊热带雨林和塞拉多草原中的淡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物质。
这些曾经丰厚的自然财富为全世界带来了无价的环境益处，包括调节局部和区域气候、碳封存、提升土壤肥力、防止土地侵蚀和沙漠化。然而它们的价值，或因失去它们而将付出的代价，并没有充分反映在当地农畜产品的价格上。因此，为了避免造成更多的负面环境影响，中国、巴西、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间肉类及饲料贸易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都应该得到充分的研究和考量。
肉类的过度消费已经给许多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决策部门和研究机构若能直面这些现实，将能够实现一系列可持续意义上的互惠共赢，例如减少环境污染、减缓气候变化、促进国民健康、降低医疗开支、提升粮食安全，以及加强生态保护。
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带着对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的渴求，来重新思考人类和动物制品之间的关系了。在如何减少化石燃料消耗的讨论中，已经有学者提出“去合法化”这一概念。北京新实施的公众场所控烟条例也是将吸烟“去合法化”的例子。类似地，将肉类的过度消费“去合法化”，可有助于改造目前居于主流地位的食品系统，使其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若要实现这种转变，所有关键国家的政策支持都不可或缺，比如调整消费建议、减少对肉类和饲料行业的补贴、制订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与治理法规、增强执法力度，以及就相关问题开展公众教育活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