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不仅使北极地区逐渐变暖，同时使该地区面临着其他严峻的压力，如对北极地区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这些油气一旦燃烧，无疑将会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并对北极乃至全球的环境带来巨大的威胁。北极地区的原住民和生态系统除了经受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外，还要面临新的、更严峻的危机。
荷兰石油和天然气制造商皇家壳牌集团日前决定暂且搁置阿拉斯加附近楚科奇海的石油开采计划。此举被看作是环保人士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这项在世界上生态最为脆弱的地方开采石油的计划多年来一直受到环保人士的反对。虽然该计划目前被搁置，但该地区面临的威胁依然严峻。随着全球，尤其是极地地区逐渐变暖，其他石油公司以及采矿和运输部门仍将继续在这一地区开采资源。意大利石油公司埃尼集团（Eni）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司并未受到壳牌公司的决定，以及化石燃料价格疲软的影响，于上月表示将为一项位于挪威北极圈（Norwegian Arctic）的项目投资55亿美元。
到目前为止，气候变化对北极地区的影响均有据可查。随着永久冻土层的融化，西伯利亚的驯鹿牧民眼睁睁地看着冻土带在他们眼前消失；因纽特猎人则目睹了海上冰盖的消融，以及随着冰盖的消失，海豹等动物生活习性的改变。土著萨米人说，他们的传统历法已经不再适用了，无法再据此预测天气。
包括北方生态体系在内的北极地区正进入一种“新常态”。当地的自然、基础设施、以及人民的未来都充满了各种风险。气候变化在给北极地区逾2.1万种地方性物种带来严重威胁的同时，也使不可预测性成为这一地区的常态。目前看来，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提出的2摄氏度的全球平均气温上升阀值越来越遥不可及，这就意味着两级地区将经历不可逆转的变化。
北极地区的变化已经非常明显。2000年代中期以来，海平面已经上升了8厘米。此外，格陵兰冰川的不断变化，以及永久冻土层的大面积消融可能会释放大量的甲烷，而甲烷是一种强效的温室气体。因此，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整个地球未来的气候状况。地球之巅的气候状况对于全球气候来说无异于是一种警示信号。
北极地区面临的气候风险众多，从被倾倒到海洋中的沉积物与核反应堆所带来的化学废弃物，到可危及北方航道沿线的核电池灯塔的洪灾等。这一地区新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开发给这块工业净土带来了环境威胁。
去年发生的一起严重事件就是关于潜在风险的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证。2014年11月，一艘M/T Triathlon型油轮正停泊在挪威东北部峡湾。然而，附近海域大风骤起，30分钟之内，风速就从17米每秒增加到35米每秒，导致该船脱锚，飘向海崖。虽终逃过一劫，但也是千钧一发。在极地的冰天雪地中很难彻底清除海面上的溢油，而一旦发生石油或工业漏油，就只有依靠这一地区的强国俄罗斯。只有俄罗斯的舰队才具备足够的能力在这一地区开展基础的清污工作。
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早已承认该地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优先权。2004年《北极气候影响评估》指出，“评估某个影响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通常取决于一国的利益。”因此，评估报告中表示，海上冰盖的减少可能会给北极熊、海豹以及当地以这些动物作为食物来源的居民带来严重的后果。然而从另外的利益角度来看，冰盖减少则有利于开发海洋资源，给航运及海上石油开采带来新的机遇。”
反馈环
几十年来，人们已经深入部分北极地区开采矿产、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等资源。很多情况下，这些行为已经给当地的土著家园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如西伯利亚的汉特人的聚居地等，而开采之后的土地要么有待处理，要么需要修复。冰盖的融化为开发以前无法开采的石油等自然资源打开了新的渠道，而石油的燃烧又加剧了气候的变暖，使气候变化的影响进一步恶化。结果仍是北极偏远地区的原住民承担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新的北海航线点燃了各国的地缘政治野心。俄罗斯宣称其国家的主权一路延伸到了北极，将130万平方公里土地纳入自己囊中。作为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将北极看作是需要保护其不受外来利益侵犯的“国内安全区”。 尽管目前全球市场价格疲软和西方国家的制裁影响了俄罗斯化石燃料的整体收入，但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仍为国家带来了亟需的税收，其产值更占到俄罗斯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
中国兴趣渐浓
由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壳牌公司以及意昂集团提议修建的新的输气管道将给出产天然气的北极和北方地区带来影响。环境影响评估谈判目前已经展开。而最早对该计划表示关切的人中就有欧盟委员会委员马洛斯·塞夫科维奇（MarošŠefčovič）。
随着冰雪地带的消融，气候变化将会对北极地区的基础设施以及原住民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俄罗斯仍试图维持对北极地区的传统控制权，而作为东亚地区的强国，中国尽管目前官方尚未出台北极战略，但已经准备开始向这一霸权发起挑战。
中国早已对这一地区的运输通道、能源供应和渔业前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撰写本文时，作者咨询了芬兰银行的高级顾问劳拉·索兰科（Laura Solanko）以及芬兰国际事务部高级研究员于尔基·卡利奥（JyrkiKallio）。
翻译：郑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