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各国为十二月份在巴黎召开的气候变化谈判做准备之时，企业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驱动角色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虽然私营部门已经多次呼吁各国做出更具雄心的减排承诺，但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些企业或许正在阻碍为减排所做的努力。
数百年来，人们一直对企业究竟对政府有着怎样的影响力颇感兴趣。金钱在美国的选举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政治献金披露制度以及透明机制正逐步建立。欧盟的透明机制相对较弱，当局要求游说集团自觉在“透明度注册处”登记，但据近期一份报告估计，登记内容半数以上都是不准确的。
企业对气候政策施加的影响力虽然最近才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这种影响力却要追溯到2009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COP15会议。人们当时普遍认为该会议毫无建树，甚至有人将失败的原因归罪于化石燃料企业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游说。
2011年，（负责组织气候变化谈判的联合国机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费古埃勒斯（Christiana Figueres）对一群商界听众表示：“有相当大的一批企业还深陷于昨天的技术和能源之中，而他们更有话语权、财力更为雄厚、步调更加一致……在座的都是具有远见的企业，我们真正需要你们所做的就是积极地与决定国内外政策的决策者们展开对话”。
为什么企业对气候变化政策施加的影响会受到的密切审视
我们之所以关注商业利益对气候政策的影响，原因很简单。美国阿斯本国际滑雪场（Aspen Skiing Company）可持续发展副总裁奥登·申德勒（Auden Schendler）以及哈佛商学院技术与运营管理学院副教授迈克·托夫（Mike Toffel）都曾表示，“与企业降低自身经营污染的努力相比，游说和政治献金等政治行为对环境保护的影响更大，也最能代表一家企业在保护环境或破坏环境方面的影响力”。
过去几年，人们愈加密切地关注企业及其行业组织的影响力。2012年，忧思科学家联盟（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发表报告评估了美国知名企业是否接受气候变化科学，并研究了他们在气候政策方面的游说倾向。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依靠行业组织代表他们进行游说，全面抵制气候政策。”忧思科学家联盟的格雷琴·高德曼（Gretchen Goldman）表示。“这些企业得偿所愿，阻碍了气候政策的出台，同时也阻碍了各国采取行动对抗气候变化。他们用这种方式阻碍气候行动却不承担任何后果，真是令人无法接受。”
私营部门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2014年，三家联合国机构和多家非政府组织发布了《负责任企业参与气候变化政策指南》。而过去几周，由于美国商会反对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清洁能源计划，致使不少会员企业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和审视。与此同时，欧洲富时100企业中欧洲化工业协会和欧洲商会（BUSINESSEUROPE）等行业组织的成员企业近来收到不少投资者来信，并且在股东会议上受到股东质疑。因为这些组织认为欧盟在气候变化方面采取的行动影响了行业的竞争力。
总部位于伦敦的非政府组织InfluenceMap上周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包括宝洁、宝马和波音在内半数以上的世界百强企业均在“阻碍气候变化立法”。这份研究报告评估了各企业公开声明中对气候变化科学的立场及其对减排立法的影响。
InfluenceMap研究了企业对立法的直接影响，以及企业所在的行业组织对于有关政策的影响。这些行业协会代表了特定行业或者特定国家或者地区的商业组织。影响最差的行业组织包括欧洲化学工业协会、美国商会、澳大利亚商业理事会，以及权力极大的日本工商联合会——该组织会员几乎囊括了日本全部主要企业。InfluenceMap表示，这些集团“对近年来主要的气候立法全部持强烈反对的立场”。
上述结果与我今年早些时候与西敏寺大学同事们对欧盟地区的研究结论一致。我们的报告《行业协会就欧盟气候政策的游说活动》发现许多具有完善可持续政策体系的大型跨国企业同时都是游说反对欧盟气候政策的行业组织的会员。这些气候政策包括通过折量拍卖方式强化欧盟碳排放交易计划，以及制定能源效率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目标。
对企业行为的检视不应局限于COP21会议期间
即将到来的COP21气候峰会或许是政策制定者和社会组织对企业行为产生浓厚兴趣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对跨国企业及其行业组织游说活动的兴趣可能不会很快消退。InfluenceMap将持续监督企业及其所属行业协会的活动，并计划在下一轮分析中将阿里巴巴也列入研究范围。此类检视活动会让企业（以及这些企业的投资者们）重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确保自己的员工，以及那些代表他们进行游说的团体的行为与这些企业、整个经济和气候的长期利益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