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气候倡导者最近的心态应该很乐观。因为中国的煤炭消费和钢铁生产持续下降，市场预计“全面峰值”也会同样出现在碳排放方面。乐观主义者认为，经济下行，尤其是能源密集型重工业增速趋缓，能够进一步带动排放下降。中国政府去年12月在巴黎气候峰会上做出的气候变化应对承诺无疑给了他们更多信心。
但是如果现在就断言中国会迅速实现低碳经济转型，恐怕还为时尚早。在稳定的经济环境下，中国最终应该可以完成从重煤炭经济向低碳增长的模式转变。诚然，目前的经济下行让一些气候倡导者看到了希望；但从长期来看，这样的经济放缓反而会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巨大阻碍。
中国历史碳排量及未来预算碳排量
经济增长放缓的直接影响是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然而从中长期来看，这种经济下行压力反而会刺激人们牺牲长期气候目标，采用原有方式实现短期增长。
三种情景
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未来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将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延迟”是最有可能出现的，这无疑浇灭了气候倡导者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因为政府需要首先保证经济增长、稳定就业，所以有些必要的结构性变化政策可能会延迟出台。短期内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来刺激增长的措施可能会延迟碳排放密度下降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经济放缓，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仍然会缓慢增长。
另外一种消极的情况是“倒退”，在政治压力之下选择牺牲减排目标来换取增长。由于担心经济下滑在短期内无法控制，以及由此带来日益增长的失业率和政治风险，中国政府可能会首先支持传统重污染行业发展，希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快速增长。这种经过测试的刺激引导方式对于国家领导层来说无疑最为保险。
这样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中国过往的的经济刺激计划都倾向于支持既定行业。比如2008年到2011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的救市资金中有70%投入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并由此在煤炭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方面造成了毁灭性的后续影响。尽管遭受了如此重大的环境损失，但却成功帮助中国实现了快速的短期增长。因此，中国很有可能“汲取经验，再次来过”。
支持重工业和建筑业发展能够稳定就业——应该是“倒退”模式可能出现的核心原因。经济下行速度越快，短期失业率上升的可能性越大。
在经济快速下滑的时候，首要任务就是保证采矿、重工业、制造业和建筑业这些既有产业的就业率，而不是将劳动力转移到新型领域。
然而，这些传统经济“药方”的作用正在逐渐减弱。要想实现与2008年一样的就业人数增长，需要注入相当于当年两倍的投资。所以说，在这些行业增加就业越来越难。
这些措施的确还能在短期内微量刺激经济发展，长期下去却不大可能。所以说，这种最消极的情形对政府最缺乏吸引力。即便中国政府只采取了部分这类措施，仍然会对整个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中国许诺到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浓度下降60%到65%，如果真的采用上文所述的经济方案，那中国恐怕要食言了。
中国恐将错失加速应对气候变化的良机
在积极的“加速”模式下，中国将抓住经济放缓的机遇，加快向可持续经济模式转型。比如政府会利用刺激措施促进经济结构重组，加快低碳经济领域产业发展。
这种模式会改变原有的行业政策驱动机制，环境技术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催化剂。政府将会在环境、高科技和服务行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有研究预计，到2020年，经济转型将在能源密集型领域削减290万个工作岗位，同时也会在环境领域创造出125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
如果这种积极“加速”模式可以实现，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将会快速下降。中国将超额完成2030年提升非化石燃料占比和二氧化碳排放密度削减的双重任务，并成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中坚力量。
然而在经济严重下滑时期，侧重长期绿色增长模式的经济刺激措施并不实际。要在环境科技或者互联网经济这种从未经历过考验的领域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国家领导层要面临巨大的风险。他们是否能够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实现全面快速增长？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之下，在可持续发展行业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也绝非易事。中国能否在新兴领域快速完成劳动力转移？中国的教育系统能否保证新工作岗位有足够的合格就业人员？让政府将赌注都压在快速创造绿色经济就业机会上，这个风险太大。
碳排放峰值将会延迟
上文提到的消极“倒退”和积极“加速”模式都是极端情况，现实情况很可能出现在两者之间。
第三种“推迟”模式就是以上两种模式的综合，也最有可能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领导层会抓住基础设施建设刺激措施带来的经济和就业利好。
这些活动恰好代表了这种经济萧条环境下的专门刺激措施和危机应对方式。由于中国的政策决策者对这种新型经济模式还比较陌生，所以他们应该会从原有经过检验的政策入手。
当这些行业的产出逐渐下降之后，领导层就会逐步将经济恢复措施的重点放在长期经济模式转型上来。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政府还会继续开发既定行业中的就业机会。只有在这些领域的机会枯竭之后，他们才会转向环境和高科技行业进行大规模就业开发。换句话说，就业机会向新型产业转移的过程还会延长。
现有的环境框架模式保证中国应该不会出现全面“后退”的情况。但是，经济放缓的确会阻碍新规定和政策的落实。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赤字频现，进行环境投资的意愿也并不高。这会导致原计划于2017年实施的全国碳交易市场等一系列项目全部延期。
在“延迟”模式下，二氧化碳排放会在经历初始下降阶段后迅速反弹。由于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逐步向低碳模式靠拢，二氧化碳排放增速也会相对放缓。中国最终还是会达到二氧化碳的排放峰值，但是肯定会晚于原定的2030年。
在这之后，由于经济结构变化持续受到经济波动临时应对措施的影响，即便经济增长缓慢，温室气体排放下降的进程还是会缓慢进行。虽然难度很大，但是中国依然希望能够为避免气候变化做出一份努力。
未来几年将是关键
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政策走向对巴黎气候协议的实施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的经济政策能够躲过短期利益的诱惑，采用“加速”模式，那么必将会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做出突出贡献。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和生态健康将长期受到直接经济必需品的影响。如果中国采取了“延迟”模式，推迟主要经济模式转型和可持续气候应对措施出台，那么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注定是要付之东流。
翻译：Este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