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在接受中外对话专访时说，中国城镇化将由原来的依靠投资向扩大需求转变，由“工业化驱动”向“品质化驱动”转变。他特别提到，解决城市病、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均衡发展，尤其需要均衡配置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一所名牌大学能够带动一个城市发展”。
投资驱动转向消费提升
中外对话：与之前的城镇化相比，十三五期间中国的城镇化最显著的变化会是什么？
潘家华：中国过去的城镇化是规模扩张型，以后将向品质提升型转变。通俗地讲，以前是圈地盖房，靠“工业化驱动”、投资拉动来建造城市，以后是“品质化驱动”，通过“圈人”让打工者成为城市新市民，靠消费需求来引领和提升城市生活品质。
中外对话：十三五中国城镇化率要达到什么水平，目前处于何种阶段？
潘家华： 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6.1%，2020年要达到60%；2015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39.9%，2020年要达到45%，比2015年提高5.1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是中国特有的概念，很多人在城市工作，户口却在农村，这使得他们享受不到拥有城市户籍的市民所享受的城市服务待遇。
2020年中国将有超过6亿拥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常住人口，比2015年末的5.48亿人增加8000多万人。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快，在2011年赶上世界平均城镇化水平，2011年之后，明显快于世界城市化速率。到2015年，世界平均水平约为53%，中国达到56.1%，已经处于世界中等偏上水平，但比起发达国家80%的标准来，还很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前景还很广阔。
中外对话：有研究认为，城镇化率每提高1%，就会带动中国GDP增长0.8%。在经济新常态下，城镇化速度也在放缓，城镇化将如何继续拉动GDP和中国经济 ？
潘家华：城镇化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过去城镇化是投资导向型，带动了钢铁、水泥、交通等各行各业的发展。但现在投资比较饱和了，各地有大量房产库存，处于库存量释放期，资金回笼期。
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涉及1400万人口。而城镇化率要由现在的56.1%提高到2020年的60%，将带动家电、家具装修，餐饮等服务业的发展，这个内需市场是非常巨大的。
“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
中外对话：十三五规划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新型体现在什么方面？
潘家华：“新型城镇化”更强调人的城镇化，要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和过去不同。一直以来，农民进城打工很难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制度，比如医疗、教育等。农民工子女不能在城市上学，需要回到户籍所在地入学，把老人、孩子留在农村，孩子成了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造成社会和人伦的许多痛楚。通过户籍城镇化，让更多的打工者和他们的家属就地市民化，在城市安居，享受与市民家庭相同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服务和保障。
中外对话：中国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还存在哪些问题？
潘家华：第一，城市规划与发展有不匹配的地方，造成资源浪费，比如鬼城。第二，城市的产业发展超出了环境的承载力，出现了水资源短缺等问题。第三，政府的宏观调控方式和目标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比如在城市格局分布上和产业导向上。
中外对话：发达国家的经验，哪些方面值得中国借鉴？
潘家华：在中国，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有待加强。国外制定的规划相对稳定，在中国，市长、书记话语权比较重。比如某个城市，新领导上任，不喜欢的行道树都砍掉换成自己喜欢的树种。在城市治理方面，发达国家公众参与度相对高。但在中国，政府比较强大，公众主动参与渠道比较有限，参与水平不高。
公共资源配置首先要均衡
中外对话：十三五规划提出要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但并没有详细解读。您认为怎么促进协调发展？
潘家华：中国城市的竞争力更多的是一种行政权力的竞争，行政级别越高，权力越大，竞争力也就越强。今年春节过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房价暴涨，三四线城市面却面临房地产过剩、卖不出去的局面，说明这些大城市集聚了中国最好的资源。现在讲“京津冀协同发展”，但全国100所名牌大学北京就有21所，天津2所，河北省只有1所，河北的医疗条件显然远不及北京，使得大量河北百姓看病都要跑到北京来。
在省域层面，优质资源也都集中在省会城市，没有均衡配置到级别低的城市，尤其是医疗、文化、教育、科技等公共资源。但这些公众资源多为纯公共或准公共产品，不是纯竞争性市场资源，配置公共资源应该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环境生态的利益来统筹考虑。
北京集聚了中国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医院。有报道称，每天有70万人来北京就医。巨大的公共资源服务需求和庞大的人口流动，使得北京成了中国的“首堵”。居民出行可以不开车,但地铁线路虽便捷，可惜人太多挤不上去。北京的地铁也有一个承载力，所以只有技术的发展是不够的，还需要科学、合理的规划。
美国的公立大学如加州大学就分成10个校区均匀分散在全州，而不是扎堆在一个城市，纽约州立大学也是分布在全州。一个校区就是一座城镇，有就业、有基础设施、有社会服务。
中外对话：您认为，更多的大学下放，是否能够助力城镇化科学协调发展？十三五期间有可能解决公共资源不平衡的问题吗？
潘家华：斯坦福大学就是一座大学城，剑桥也是一座只有大学的城市。举个例子：如果把清华大学搬离北京，比如搬到河北省的西柏坡镇，北京至少减少50万人口，西柏坡就可以发展成一座大城市。如果把清华大学搬到唐山，清华大学的师生就不会容忍唐山发展高污染产业来污染空气污染环境，而是会用自己的知识、智慧来把这座城市建设得更好；而且大学到来的就业岗位也会满足当地社会的就业需求。
中国现在讲扶贫，教育扶贫是最智慧、最环保的扶贫。如果贵州省毕节市（经济落后地区）有一座好的大学，就能带动周边餐饮业、服务业的发展，提高当地的科技、教育、文化和基础设施水平。教育给一座城市提供的是造血功能和持续的发展动力，能够推动中国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公共资源要实现均衡配置，背后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博弈，要说难，需要一两个世纪，要说容易，几十年也可以。如果中央财政投给公立高校的资金疏解到相对稀缺的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就有了就业岗位、科研经费，人员自然就到中西部了。我们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疏解的应该是低端产业，应该留下高端产业。殊不知，没有“低端”，也就无所谓“高端”。只要有高端，永远需要低端的服务和支撑。因而，疏解低端的效果比较有限。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现实情况看，既然是公共资源，就要服从公共利益，就应该从社会利益的全局来考虑，这是发展的方向。
马天杰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