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在2016年1月开门营业的时候，我们这些亚洲开发银行的董事会成员饶有兴趣地关注着它的一举一动。
在我看来，亚投行的成立并非地缘政治驱动的结果，而是因为中国不满意在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中的发言权与其经济力量不符，从而想要扩展影响。
不可否认，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但是否需要一个新的银行则是有异议的。尤其亚投行的初始项目有些是与世行和亚行共同融资的，而且亚投行似乎也接受后两家银行所遵循的公认的有效手续和进程。
亚投行接受这些程序和良治标准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迹象。但是，它也表现出一个与现有各大多边开发银行的明显区别：没有常驻董事会，即各股东对银行的行动进行日常监督的机构。
这是迄今亚投行治理架构中的一大缺陷，由于它想要发展成一家巨型银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大问题。鉴于亚投行已经有57个成员国，而且成员国数量还将继续增加，这个问题不容轻视。
亚行常驻董事会的作用
这里我解释一下常驻董事会为什么对有24个成员国的亚行很重要。常驻董事会代表了67个国家股东，永久设于菲律宾马尼拉。其主要作用是监督，从而保障股东的利益，而这一利益很大程度上就是银行的完整性。
作为一个常驻机构，董事会与管理层保持日常联系，并可对从政策到项目的任何变化产生影响。董事会致力于为包括公民社会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提高银行的透明度，并且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亚行行长中尾武彦曾在多个场合对常驻董事会给予了高度赞扬，因为董事会帮助他更真切地了解到股东的实际看法和关切。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曾任亚行副行长，他公开宣称反对设立常驻董事会，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花钱窟窿”。但是，亚行常驻董事会的情况并非如此。2015年，亚行的运营预算为6.60497亿美元，其中董事会的预算仅占2.7%。我曾经在摩托罗拉和波音公司担任过15年的高管，假设你认为董事会的存在能够带来价值，那么这个比例对于任何一家我熟悉的大企业来说都绝不是“花钱窟窿”。因此，我认为成本是一个说服力很弱的借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亚投行不设常驻董事会必然另有原因。
相关后果
企业董事会极少是常驻的，但亚投行并非企业，而是一个代表民族国家的多边机构。因此，这家新银行的股东代表的是纳税人，他们的利益必须得到保障。没有常设董事会的日常监督，就没有保障这些利益的能力，由此会产生很多不难想到的后果。
首先，这强化了某些人的看法，认为亚投行将更多地控制在中国政府手中，而非像其他多边开发银行那样被最大的股东掌握。
其次，没有常驻董事会就无法保证透明度和可问责性。常驻董事会可为公民社会参与管理和谏言提供便利，增强他们的参与感。大多数开发项目都需要得到当地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和帮助，需要他们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这要求总部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再次，亚投行通过的《公共信息临时政策》引发了公民社会团体的巨大关切，其中也包括那些致力于环境问题的组织。这是因为他们感觉无法充分参与到政策中去，而设立常驻董事会有助于缓解这一状况。
最后，这会导致公民社会团体表达对于沟通不充分更大的关切，而常驻董事会可以为他们接触管理工作开辟更多途径，正如很多亚行董事会成员为公民社会所做的那样。
中国财政部下属智库国际财经中心（原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主任周强武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亚投行将会建立一个专门机构，将亚投行的行动“告知”非常驻董事会。
但是，一个法定的董事会怎么能仅仅被“告知”呢？“告知”并不意味着对话或来回讨论，更不用说让董事会成员有能力与代表各自政府的同事密切联系和协商了。如果中国是某个多边开发银行的大股东，但对银行的决议仅仅是被“告知”，中国会满意吗？
鉴于不设常驻董事会的原因是费用问题，有一个建议说如果哪个成员国想要在北京派驻一位董事会成员来进行监督，该国可以自行担负开支。但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解决办法，因为只有较为富裕的成员国才能负担得起，这无疑会在银行将要服务的股东之间引发争议。此外，多边银行中股本比例较低的股东会结成帮派。
亚投行最近还从多个国家招募了一些优秀的专业人士组建了一个国际顾问团，其中也包括来自非亚投行成员国美国和日本的专业人士。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举措，但无法代替常驻董事会，因为其影响力并不清晰。而且，在没有常驻董事会的前提下，也很难想象美国或日本会加入亚投行。
如果亚投行能设立一个常驻董事会，我想这将消除美日的一大疑虑，并且可对某些方面认为亚投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缘政治目标的看法做出有力的回击，从而为亚投行未来吸引更多国家加入做好铺垫。
迄今，亚投行在治理和防护措施计划方面采取了很多正确的步骤。当然，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我们密切关注其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初始合作项目的落实。常驻董事会的建立将成为一个检验亚投行的管理是否会重视透明度、并与所有股东共同治理的最高指标。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