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至15日，来自110多个国家的官员和领导人将齐聚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首次高峰论坛。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这一雄心勃勃的倡议，希望通过加强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激发从中国东南沿海延伸到非洲大陆的广袤地区的经济活力，并为中国产品、服务与资金打开新的市场。
印度裔加拿大国际关系学者阿米塔夫·阿齐亚将“一带一路”倡议代表的合作模式描述为“全球化2.0”，即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而非单纯的国际贸易为基础的多边合作。
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参与的各种基础设施项目中，煤电项目因其气候环境影响和长达数十年的运转周期，成为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点之一。
参与规模总体上升
近日，全球环境研究所（GEI）就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煤电项目参与现状开展了基线研究，系统地梳理了2001年至2016年中国在65个带路沿线国家参与的煤电项目。
GEI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在带路沿线国家参与了240个煤电项目，总装机量为251亿千瓦。
研究还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的煤电项目规模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波动剧烈。“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曾带动总投资额大幅增长，但签署巴黎协定后的2016年，中国海外煤电项目的发展有所减缓。
风险预期增加
目前中国参与的煤电项目有超过40%处于计划（规划中和已签约）和建设中。研究认为，考虑到国际社会对煤电越来越大的关切和能源结构加快转型的现实，这些项目的风险可能随之加大。
作为过去十五年中国海外煤电参与规模最大的带路沿线国家，印度于2009年出台了保护主义倾向的政策，禁止外商参与该国国内主要煤电项目，导致中国在该国煤电参与的急剧下降。“2012年以后由于政策和高关税的原因，印度的火电项目开发方就基本没有与中方签订任何设备购买合同了。这对一些印度企业来说是一个痛点。虽然由于项目周期的原因，一些原先签订的合同有可能还在执行，但多年以来都没有再现过面向中国的大额订单。”印度气候对话主编苏姆亚.萨卡说。
业内人士指出，基础设施的海外投资有诸多风险，外交、法律、政策都有不确定的因素长期存在，而且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周期很长，在东道国制度能力薄弱的情况下，还可能面临工程延期，使得预算超支。
煤电出海的经济原因
海外煤电投资具有种种风险。作为《巴黎协定》的缔约方，中国国内近年来去碳化的进程明显，煤电行业持续降温。国内发展机会的限制使煤电企业向外寻求机会。
此外，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国际合作部副主任吴添荣曾指出，当前，中国国内经济增长的减速导致电力投资下降，从而直接导致电力建设能力和装备制造产能的过剩。
与此同时，带路沿线国家电力设施建设的需求却日益高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推进中国电力产能的国际化创造了条件。
数据来源和图表：全球环境研究所（GEI）
海外煤电的争议
中国在海外的煤电投资被认为与中国国内积极进行的绿色转型背道而驰，有可能削弱中国和全球的气候行动。
一方面，在气候变化问题愈来愈急迫的背景下，世界银行和日本、韩国等OECD国家开始限制其对燃煤发电项目的财政支持，鼓励清洁低碳的能源形式。中国参与的海外煤电项目被认为具有“出口碳排放”的嫌疑。
另一方面，关于中国输出的燃煤电厂到底有多大的环境足迹和碳足迹，各方观点不一。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市场首席专家，原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胡兆光表示，中国“走出去”的燃煤机组在技术水平上是先进的，污染排放已经接近燃气机组的排放水平，且采用特高压等世界上最先进的输电技术，是环保高效的。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能源研究室主任刘强认为：“只要煤电项目达到当地的环保标准，就不应该作为批评中国的理由”。
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接受中国煤电投资的带路沿线国家往往环境标准宽松，法律薄弱，不利于煤电厂的高规格排放控制。
除此之外，刘强还指出，中国海外能源投资不仅有燃煤发电机组，还有水轮发电机组、风电设备和光伏发电设备。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煤电项目与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的比例目前尚未有权威统计。要计算这些能源投资对东道国总体碳排放的影响，首先需要评估煤电项目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比例。
能源可及性与发展正义
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能源可及性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此前估计，亚洲仍有4.6亿人无法享受到电力供应。应对气候变化之外，满足当地能源需求也是急迫需要解决的。
胡兆光告诉中外对话，中国海外投资的方向归根结底还是由投资东道国自身的资源禀赋条件决定的。煤炭作为当地最便宜的能源形式，是很多经济落后的带路沿线国家会优先选择的动力来源。
而亚太能源战略与经济咨询公司The Lantau Group (TLG)高级经理张柳潼指出，在欠发达地区，中国投建项目的成本优势至关重要。
从发展正义的角度出发，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也是衡量煤电项目社会效益的重要指标。刘强表示，在综合评价海外煤电项目的时候，最贫困人口能源可及性的提高同样需要列入考虑。
以巴基斯坦为例，近年来由于经济向好，其能源需求增长迅速，电力产能长期无法满足国家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根据巴基斯坦《国家能源政策2013》披露的数据，其电力缺口在之前五年中逐年扩大，到2013年，电力供给只能达到电力需求的三分之二。
电力缺口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近日来，当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多地再次陷入大规模、长时间的电力中断，当地居民走上街头抗议，甚至引发暴力冲突。
而以中国海外最大的煤电项目——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为例，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地标性建筑和首个落地的能源类项目，其装机容量为1320兆瓦，建成后将解决400万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撰文称，除了极大缓解电力短缺之外，卡西姆项目在建设期为当地直接创造超过3000个就业岗位，运营期间每年将提供约500个就业和培训机会。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金刻羽撰文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问题是它在经济上是否有其必要性，是否会带来显著收益，收益是否为多数人共享。
来自投资东道国的声音
然而，张柳潼介绍说，在菲律宾等国家，确实出现了针对中国投资燃煤电厂的反对之声，当地民众对中国煤电设备的稳定性和清洁性等各方面提出了质疑。
也有声音希望中国能够改变带路沿线国家能源参与的焦点。“印度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非常雄心勃勃。中国作为可再生能源设备最大的出口国，可以在这一领域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绿色和平印度分部的资深项目主任Nandikesh Shivalingam告诉中外对话。
印度于近期公布了一份国家电力计划，表示到2027 年将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该国电力结构中的份额，并相应缩小煤电所占的份额。这对中国也许是个机会。“中国在印度的煤电参与正在减少，但它在印度太阳能领域的投资却在稳步增长。”印度投资研究公司Equitorials的创始合伙人Jai Sharda表示。
待解的难题
中国在“一带一路”的能源投资，能否超越东道国家的发展阶段，直接进行绿色能源投资？专家认为，替代的清洁能源如水电、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在当地是否可行，其环境和社会成本也需要具体项目的逐个考察。
此外，基本能源需求尚未满足的当地民众在多大程度上关心环境议题，如何平衡能源需求和环境目标将是中国和投资东道国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