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我在北京见到拉尼什·皮尤马尔·赫提格时，他明显心情不错。这位来自斯里兰卡马哈威利发展和环境部的年轻官员刚刚在古城西安结束了一周的培训课程。虽然西安有著名的兵马俑，但这场培训与文化遗产保护没有太大关系。赫提格去那里是为了学习中国的经验，帮助自己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应中国政府之邀，来自23个国家的29名人员参加了8月2日到15日举行的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培训，赫提格就是其中一员，一同参训的还有来自巴西、巴基斯坦、莱索托等国的学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来自南方发展中国家。
由中国气象局承办的此次培训是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倡议的一部分。早在巴黎气候峰会召开之前的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出资200亿人民币成立南南气候合作基金。在两个月后的巴黎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表示，2016年起中国将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项目、100个气候减缓和适应项目及提供1000个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这一系列项目自此有了“十百千项目”的昵称。
赫提格不仅是这1000位代表中的一个，和其他许多参加培训的代表一样，他们的国家还有可能是100个气候减缓和适应项目以及10个低碳示范项目的接收国。赫提格的经历从另一个侧面突显了中国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这个领域做作出的努力，也让我们注意到了中国在全球留下的一种新足迹。到目前为止，这些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广为人知。
需求和优势的匹配
此次培训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中国的气象服务、低碳经济等一系列话题，并安排参训人员实地参观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示范点。
“‘海绵城市’示范项目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很好的例子，”赫提格在参观了西安西咸新区的一个试点项目后说。该项目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的透水性，提高雨水的吸收、储存、利用和回收。面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中国很多城市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海绵城市”建设就是其中的一环。
“大多数的斯里兰卡城市仍处于发展阶段，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未雨绸缪。”赫提格反思说，“斯里兰卡的降雨模式已经改变。对正在开发的城市而言，应该趁现在还有机会打好基础，引入这种雨水管理体系。”
虽然两国经济实力悬殊，但我们反复谈到了中、斯两国各自发展阶段中的共性。“我也是来到中国才意识到，这里有很多地方一下雨就会积水。中国创建海绵城市的方法很有用，值得我们借鉴，”赫提格说。
这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年就中国的气候援助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时所得到反馈信息一致。很多人认为中国本身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开展国内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行动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相关技术和大批技术专家”，所以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方面比较有优势。
中国南南气候合作项目的构建者们深知自己国家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中国有自己的办法，”时任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2014年就中国对绿色气候基金（GCF）的注资问题回答中外对话提问时说。绿色气候基金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融资机制，公约规定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有区别的责任。中国一直以来据斥向该基金提供资金的提议，认为那应该是发达国家所履行的历史责任。中国认为包括200亿人民币的南南气候合作基金（SSCCF）在内的南南气候合作项目属于自己的“自选动作”，是对全球气候资金池的有益补充。
中国民间组织全球环境研究所（GEI）主任金嘉满认为，“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导致全球气候融资出现缺口。中国南南气候援助虽不能代替发达国家的角色，却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做出更显著的贡献。”
雄心遇上现实
但导致外界对倡议理解不够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还在研究相关细节。参与南南气候合作基金设计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NCSC）国际合作部主任柴麒敏解释说： “基金仍处于准备阶段。”他说主要问题在于20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
“财政部可能没法提供全部的200亿资金，因此可能需要中央、地方和国企等各方面共同来建设，相关方案目前还在筹划推进中，”他说。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援助并非始于习近平主席2015年的承诺，早在2007年以前，中国对外援助项目就已经涵盖了气候变化领域。2012年，中国气候援助上了一个大台阶。国家发改委当年宣布，将气候变化援助金额翻一番，每年的南南气候合作资金支出达到约7200万美元。
此后，应对气候变化物资赠送项目启动，该项目由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管理，依托财政部的专项资金，协调物资捐赠，帮助受援国更好的应对气候变化。该项目目前运行顺利，并与受援国签署了28个谅解备忘录。其中的亮点包括中国向埃塞俄比亚捐赠气象卫星，帮助这个非洲国家“更好地监测洪水、干旱以及水和森林资源发生的变化。”
200亿基金在3种使用方案之下，中国当前和未来各阶段预计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上投入的资金。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
由于南南气候合作基金仍在筹备阶段，“十百千项目”的大部分活动只能在原先物资赠送项目的资金框架内进行。这对以设备和物资为中心的100个适应和减缓项目来说没太大问题。“一百个减缓和适应项目主要通过物资赠送的方式来实施，相当于一种’嫁接‘，” 柴麒敏表示。
但对于目标更高的10个低碳示范项目而言，原有的对外援助资金模式会是个挑战。“财政部对这类资金的使用方式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 柴麒敏说，“比如不能把钱直接提供给外国接收方，所有的采购都必须在中国境内完成。”上文提到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也证实“规章制度要求分配给发改委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资金必须在中国境内使用。”
这10个低碳试点项目本意突破和超越原有的一次性物资捐赠模式。它们旨在一定的小区域内（如工业园区或居民区）进行低碳发展的示范，由地方政府部门、企业和民间社会共同参与，囊括了规划、设计、基础设施、运营等多种元素。这些项目需要更大的资金投入，及更灵活的资金使用方式。物资赠送项目严格的资金管理模式可能无法满足如此综合性的项目需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需要更多类似南南气候合作基金这样创新型融资方案的主要原因。
逐渐成型
中国的“升级版”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最终的表现形态可能会由多方共同塑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调查显示，传统上受援国对此类援助项目的发言权很大。“基于需求”和“受援国主导”是这类项目的关键词。
类似全球环境研究所这样的中国民间组织也可能在南南气候合作，尤其是十个低碳示范项目的成型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全球环境研究所曾促成中国气候援助顺利在缅甸落地。“从简单的物资赠送到项目化运作的综合性低碳示范，由政府制定标准、社会力量参与、甚至引导绿色投资进来，这对中国而言将是一场创新、一次新的挑战。”该所主任金嘉满说，“我们目前也还在摸索，现在实际上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板。” 柴麒敏表示，针对10个试点项目的甄选标准仍在制定中。
私营部门的参与将会是中国南南气候合作机制设计中的关键因素，而且其作用不仅限于提供设备或服务。在2014年利马气候大会上，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曾表示，商业性融资应该是南南气候合作基金的组成部分之一。柴麒敏认为，南南气候合作基金是否接受商业性融资仍是一个“开放的选项”。“因为最终还没有决策，到底它的出资方是否可以开放给市场，现在还在讨论中。”
翻译：金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