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公布以来，很快就成为可持续发展和绿色金融相关讨论的焦点。该倡议将在陆地和海上两条战略性线路沿线超过65个国家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有可能将推动全球绿色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投资，要么如果上马过多污染项目，则会令各国在未来数十年间受到困扰。
那么，怎样才能将可持续性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为此，我们采访了绿色“一带一路”投资者联盟（Green Belt and Road Investor Alliance，简称GBRIA）主席、伦敦金融城公司亚洲问题特别顾问雪莉·马德拉，她认为西方国家应该积极与中国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自己的可持续战略。但分歧将依旧存在，尤其是关于能源获取受限的国家使用 “清洁煤炭”技术的问题。
凯瑟琳·厄尔利（以下称“厄”）：绿色“一带一路”投资者联盟的目标是什么？
雪莉·马德拉（以下称“马”）：这个联盟源自去年绿色金融研究所（GFI）和绿色金融委员会（GFC）的研究论文《绿色“一带一路”》。我主持了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相关的其中一项工作，经过与行业和政府的磋商，得出的一条建议是成立一个小组，负责推动这项讨论。
“一带一路”倡议覆盖至少65个国家，涉及各种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电信、能源、公路和铁路等。国际社会当然可以说希望用可持续的方法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但这其中的细节需要一层一层地敲定，这就是我们成立投资者联盟的原因。
我们正在推进的有三项工作：协调绿色金融标准；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从而使绿色金融能够带来长期效益；以及能力建设。我们仍在探索绿色金融的定义，然而，与 “一带一路”沿线金融系统和可持续议程不够健全的国家携手，共同探索与这些项目相关的投资问题，对于英国这样位于绿色金融思考前沿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然后我们才能确保这些规则、原则和标准在“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地区得到落实。
厄：怎么样才能解决标准问题，统一大家对绿色金融的定义呢？《绿色“一带一路”》报告提到了一个“清洁煤”项目，中国的银行认为这个项目是绿色的，但气候债券倡议和国际资本市场协会这些西方银行比较认同的组织却不这么认为。
马：你可以看看大部分投资相关的可持续性章程和标准，其中80%都是一样的，都着眼于投资对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全球各种标准最显著的差异就是有关清洁煤炭的部分，或者概括地说就是煤炭的使用。我们尤其需要弄明白怎么才能把中国和欧洲的标准联系起来。
我们尤其需要弄明白怎么才能把中国和欧洲的标准联系起来。
煤炭的使用，无论何种形式，都让西方国家相当担心。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目前可再生能源价格暴跌，而将煤炭从地下挖出来不仅不具成本优势，反而最终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污染。但我们必须清楚并且接受以下事实，那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我们非常不同。（在那些国家，）普及能源才是主要目标。
因此，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原则从何而来。它们是否只是一个过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更加清洁、绿色的原则取而代之？这就是我们团队正着手探索的问题。
这些棘手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只是草草了结，我们应该了解它们从何而来，又会怎样影响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东非这样欠发达的 “一带一路”沿线地方，甚至包括中国。
厄：要确保在那么多地方建设的基础设施符合绿色标准，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马：问题在于它不仅会对周围环境产生直接影响，还会对周边产生间接影响。不难想象一片绿色当中豁然辟出一条道路会是怎样一副景象，而生活在这片绿色当中的动物以及它们受到的影响却是无法立即被感知的，但一个地方一旦建了火车站，周围可能就会有一个社区拔地而起，一片更大的环境就会被破坏。很多层面的影响在快速尽职调查过程中都得不到评估，但可能会对未来有很大的影响。问题在于你在哪里停下来，以哪里为界。
厄：中国和伦敦将在这方面密切合作。中国希望伦敦提供哪些专业知识？
马：我认为双方是互惠互利的，伦敦和中国一样都有收获。我这么说的原因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绿色金融倡议的主席罗杰·吉福德爵士有个说法很好，说这就像是批萨——概念是全球性的，但你需要因地制宜做一些改变。如果改变做得不对，或者不了解自己市场的供求情况，那就很难把自己的标准推广到其他市场。
厄：绿色金融研究所和绿色金融委员会刚刚成立了一个中英绿色金融中心。能不能谈谈这个中心，以及它未来会有什么项目。
马：真的很激动人心。新的中心几个星期前刚刚启动，将为绿色和可持续领域内的政策工作和实施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现在虽然还在初期，但伦敦金融城的团队正专注于推动伦敦，乃至整个世界的绿色升级。
雄安新区可以成为中心一个很好的展示项目。该项目计划建立一个金融中心，不仅关注传统金融，还要注重绿色金融，在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支持下建立一座绿色可持续的城市。
投资界急需展示如何建立一个真正清洁、环保的智慧城市。我在中国生活了3年，知道这个国家是怎么做事的。中国政府一旦有想法，就真的会去做。浦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30年前，那里还都是渔港和农田；30年后，浦东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枢纽，繁荣程度无出其右。所以我觉得把雄安新区建成绿色清洁的智慧城市这个想法非常值得我们的关注。这将成为绿色金融研究所很好的研究对象。
厄：金融部门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关注绿色金融需求的？
马：国际金融界都是受回报驱动的。在某种程度上，绿色金融是一项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形式化的程序——看起来不错，感觉也不做，一些投资者对此十分热衷。
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很大程度上和可再生能源的价格有关。因为事实上，当我们谈到回报和适应未来的投资的时候，污染性发电厂比可再生能源的风险更高。
金融界对绿色金融的兴趣是以真实可靠的风险分析为基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绿色金融有发展前途。
当我们谈论回报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风险。金融界经历了一个重大的改变，从那些虽然能够带来稳定的资金流但却可能来自污染性发电厂的项目中撤资，因为现在普遍认为这些项目比成本正在下降的可再生能源的风险更高。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一个更加经济的解决方案，所以未来十年它的投资回报也会更有保证。
这甚至没有算上若企业未能遏制污染排放、甚至污染情况恶化而导致罚款或者税收增加的情况，而且也没有考虑未来10到20年政府政策可能会飞快地影响整个供应链。我认为金融界对绿色金融的兴趣是以真实可靠的风险分析为基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绿色金融有发展前途的原因。
厄：中国在绿色金融辩论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马：我认为中国人对绿色可持续金融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思考的很多，而且可能比许多快速发展的国家都要早，这一点令人很是鼓舞。2016年G20杭州峰会期间，中英两国共同主持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的工作，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时刻，绿色金融首次被提上G20议程，且此后一直是“G20峰会”的议题。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
翻译：金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