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与其他研究人员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中国的煤炭消费已经在2014年前后达到峰值，并认为煤炭使用基本上已经和中国的经济增长“脱钩”。
但2018年煤炭消费连续第二年增长，不禁让人怀疑这些来之不易的环保成果能否持续下去，以及中国能否兑现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峰的承诺。
在北京举行的2019年中国发展论坛上，“中外对话”有幸采访了斯特恩爵士，共同探讨了中国的排放轨迹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中外对话（以下简称“中”）：2017和2018年中国煤炭消费上涨，扭转了2014年以来的下降趋势，这是否会让您重新思考2016年的研究结论？
尼古拉斯·斯特恩（以下简称“斯”）：2015年以来，中国的碳排放基本趋于平稳，去年出现了上行“波动”。中国的经济结构一直在转型，更多地向服务及高技能产业，电力、交通、能源和城市管理新技术倾斜。
我当然希望这只是平稳中的一些小小波动，而不是再次增长之前的平静。后一种情况对全球来说很糟，对中国也不利。2017和2018年中国碳排放增涨，煤炭使用量增加是一方面原因，而煤炭用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有中国政府的支持。通过增加煤炭用量来推动经济的增长不是个好主意。相比(使用煤炭能源这种)19世纪的技术，中国还是投资21世纪的技术更好。
中：您认为经济增速放缓会影响中国控制碳排放的工作吗？
斯：在低增长时期，决策者必须问自己，什么样的投资可以增加经济产出。中国善于投资有未来前景的技术，这条路是对的。
例如，低碳公共交通能够减少路上的汽车。10到15年前还没有管理公共交通系统的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现在我们需要明确的政策来鼓励未来这类新的投资。我认为增速放缓就是这方面的信号。
中：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有未来前景的投资”这一概念？除了技术，现在社会还应该投资什么？
斯：我们通常提到的资本类型有四种：人力、物力、自然和社会资本。纵观世界历史，所谓“规划”，指的都是物质资本的规划。然后我们才开始更清楚地认识到人力资本，即健康和教育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发现，未能投资自然资本（森林、水、空气和海洋）正在给我们带来问题。据《欧洲心脏期刊》报道，空气污染每年在英国造成6万人死亡，全球900万人死亡。我们对自然资本的忽视正在杀人，且规模非常大。
在富裕国家，缺乏对社会资本的关注已经让我们失去了大量的社会凝聚力、相互信任和支持。在英格兰北部，我们看到有些城镇整个都变得很萧条。在美国，类似的地区被称为“铁锈地带”，其中大部分地方都饱受底特律综合症的困扰。
好在我们比以前更加注重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概念了，这可以从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差别看出来。千年发展目标是在2000年左右制定的，主要侧重于扶贫、健康和教育，很少提到环境。而现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你可以看到处处都有环境因子。生态文明的概念和“向污染宣战”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现在将投资自然资本作为头等大事。
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有提及）也在凸显出来。
中：您提到了英格兰北部社会凝聚力丧失的问题。中国在逐步淘汰煤炭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受影响的主要是低收入人群和农村居民。中国能从英国的经验中学到什么呢？
斯：管理这类变化需要在技能方面进行投资，要支持当地的企业和创业，这样人们才能去做别的事情。
在英国，北方的许多工业城镇都有好大学，可以促进社会流动。简单地让居民搬迁只会让问题复杂化，他们有房子有生活中要尽的义务，所以不是帮他们买张火车票就好了，而是要帮助他们改变生活。
社会安全网也很重要，但我更倾向于从增加机会开始，这一点需要从公共政策和行动方面加以直接积极的引导。
总体而言，英国的减排成绩不差。上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增长了60%到65%，碳排放减少了40%，这主要归功于放弃使用煤炭。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英国现在正在讨论如何在2050年之前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政府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一目标。
中：您认为中国能否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
斯：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碳排放基本保持了平稳状态，能够、而且将会在“十四五”（2021-2025）规划期间下降。
如果“十四五”规划中能有一句：“中国计划在此期间达到排放峰值”，那就太好了。五年前，中国承诺在2030年之前达到排放峰值，此后不久中国的排放量就趋于平稳。之后发生了很多变化，技术进步很快，中国国家领导人对未来的愿景很明确，重点发展高产出、高技能型产业和生态文明。我认为趁着中国正着手制定“十四五”规划，现在应该开展更多的讨论。
我还希望在“十四五”规划中看到的是：“我们将在推动排放达到峰值的基础上走向零碳排放。”想要稳定全球气温，就必须做到净零排放。越早达成净零排放，我们能够稳定在的温度就越低。
只有中国净零排放，世界才能净零排放。中国可能不想说一个确定的时间，但认识到这是一条必然规律已经是进步。
中：最近中国在海外的煤炭投资引起了广泛关注，您对中国在国外的煤电发展项目有何看法？
斯：中国工业在价值链上所处的环节已经有所提升，更多是依靠熟练的劳动力，而不是简单的低成本劳动力。中国已经意识到空气污染、水污染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并在积极有力地应对这些挑战。因此，中国已经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与中国的变化相对应的是，价值链上还有其他一些环节需要填补。我们看到这些环节中有很多正从中国转移到“一带一路”国家，以及越南、孟加拉国等国。
“一带一路”国家的人均收入大约是中国的一半。因此，如果他们完全参照中国的发展模式，全球的排放将大幅增加。《巴黎协定》的气候目标也不可能实现。这些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必须选择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但好消息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接触到20年前的中国没有的技术。这些技术让他们有极大的机会沿着一条不同的、清洁的道路发展。
中国曾表达了对“绿色一带一路”的极大兴趣。但如果你去看中国的那些投资，它们还不够绿色。（中国投资了）巴基斯坦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多个煤电站。
接受投资的这些国家讨论的是如何让自己的发展变得更加绿色。中国可以在提供资金的同时，通过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技术来促进这一讨论。中国可以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西方过去的发展模式带来的是城市拥堵和污染。那为什么不走另一条消耗资金更少、更加健康、更有吸引力的道路呢？过去我们做不到，是因为那时我们没有这样的技术，但现在其他国家有条件了。
我感觉，“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理念和它实际资助的项目之间还有差距。如果“一带一路”的融资能够更贴近自己的理念，贴近中国国内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那将很好。
翻译：金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