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周，各国政府纷纷拿出大笔资金应对新冠病毒：中国“新基建”扩张呼之欲出；美国推出2.2万亿美元的救援计划；英法等国纷纷拿出数十亿美元的干预措施。此次疫情的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也由此可见一斑。
而正当各国争先恐后采取措施应对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直接经济影响之时，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倡导机构却把注意力转移到疫情结束后的事务上。他们正在呼吁出台既能应对气候变化，又能解决社会不公的经济复苏政策。
“我们面临着多重危机——新冠危机、创纪录的不平等问题和气候危机”，美国智库“数据推动进步”（Data for Progress）高级研究员查米金（音译）表示，她还参与撰写了一封致美国国会的公开信，呼吁制定一系列绿色刺激措施，为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后的经济复苏“做好准备”。
公开信的作者们建议美国制定至少2万亿美元的一揽子复苏计划，创造绿色就业机会，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并且在彻底实现经济去碳化和失业率降至3.5%之前，每年为该计划投入4%的GDP ，建议采取的政策包括港口电气化、为农民提供可持续农业转型补贴等各个方面。
“我其实不太想说‘利用当下这个时机’，因为当下太可怕了，”查米金说。“但我们知道政府迟早会出台经济刺激政策，所以我们得确保它能通过投资，扶植低碳产业，打造更公正的未来。”
查米金并非孤军奋战。超过1000名学者、倡导人士和市民在这封信上签字。全球各地的知名人士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例如，国际能源署（IEA）负责人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就敦促政策制定者制定“以清洁能源为核心的经济刺激计划”。
他们发出这番呼吁之时，全球人类正处在紧要关头。对于气候和生物多样性问题而言，2020年本应是个转折之年，今年本将举行一连串旨在加大行动力度，避免灾难性的全球变暖和物种灭绝的谈判。推动环境和社会公正的绿色新政也势头大增，美国总统竞选人围绕这些政策展开辩论，欧盟去年12月公布了一项推动经济“公正性和包容性” 的万亿转型计划。
现在的问题在于能否说服政策制定者不要放弃这些进程，加速推动经济的清洁、绿色转型。
经济刺激计划
谢菲尔德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曾任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特别顾问的迈克尔·雅各布斯（Michael Jacobs）认为，时机合适的话，一系列广泛的刺激和政策措施，如投资智能电网、住宅建筑能效、自然保护和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税收政策等，都有助于推动“绿色、公平、具有韧性的复苏”。
雅各布斯说，我们并不了解疫情过后的社会会是什么状态，这让制定相应的经济刺激计划变得复杂。例如，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是否会持续一段时间，某些经济活动是否不受限制？但好在关于低碳转型已经有很多成熟的想法和建议：“之前并非没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
雅各布斯说，有些事情比其他更容易预测——首先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企业救助，而且应该是有附带条件的救助。例如，航空公司要想获得资金，就需要开始缴纳燃油税，或者扩大运输业务范围，投资铁路。公共部门也可以参股公司，从内部引导改革。
雅各布斯称，现在的重中之重也许是各国政府不要采取那些看似轻而易举、但却会对地球产生毁灭性影响的举措，例如大规模投资公路建设或石油开采，这会在未来很多年里将我们锁定在一个本可以避免的排放水平上。“关键在于疫情过去之后，我们不能让气候问题变得更加严峻，所以不该做的事情就不要做，”他说。
绿色经济刺激措施的支持者认为，在史无前例的失业大潮面前，此类措施可以提供关键的就业机会。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负责气候和经济的副所长海伦·芒特福德（Helen Mountford）举例称，美国如果开展植树计划，一方面可以为15万人提供就业，另一方面可以在2040年之前每年封存5.4亿吨二氧化碳。
芒特福德称，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绿色项目——如公共交通和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比污染项目更能有效地创造就业。她指出，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每10亿美元公共交通项目投资在美国创造的工时几乎是同等投资下高速公路项目的两倍。
有迹象表明，此类观点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多。欧洲理事会上周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将“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纳入复苏措施。3月16日，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发表气候宣言，力争到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的目标，承诺停止煤炭项目融资，并征收碳税。
“此举意义重大，因为韩国和其周边国家一样，严重依赖化石能源行业，”身处首尔的绿色和平项目主任郑相勋（Justin Jeong）表示，并称这是“向所有亚洲国家发出的重要信息”。
韩国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李昌勋（音译）呼吁为这些目标制定更加详细的方案，但他认为这份宣言来得恰逢其时：“韩国眼下正在准备出台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投资推动产业绿色转型，以及投资绿色产业不仅在环境上，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合理的。”
中国计划增加基础建设支出
至少目前来看，新冠疫情在中国已经得到了控制，中国也是深度推进经济刺激计划的国家之一。然而，一方面对“新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支持会引导大笔资金进入电动汽车充电等领域，可另一方面，省级支出计划清单中却包含一些煤炭项目。这样的矛盾着实让人费解。“中国修建的燃煤电厂已经超出自身需求，再建就不是烧煤，而是烧钱了。”绿色和平组织东亚分部全球政策高级顾问李硕表示。
李硕指出，疫情爆发前中国就准备建设新的煤炭项目。他认为拟议的经济刺激计划更大的问题在于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支出来弥补消费下行，他称这种做法“无论怎么设计，都将不可避免地增加排放”。相反，他呼吁将资金用于加强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和服务部门。
“我们认为，经济复苏计划应侧重于人和可持续消费，遭受此次危机打击的最脆弱的群体应该得到帮助，”李硕说。
这些观点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引起广泛共鸣，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和活动家加入进来，呼吁展开“民众救援”，强调利用公共资金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而不是简单地为企业提供支持。同样参与撰写致国会公开信的普维敦斯学院（Providence College）政治学助理教授西娅·里奥弗兰克斯（Thea Riofrancos）已经担心美国的紧急刺激措施定错了基调，认为上周出台的“4.5万亿美元”法案是“几乎没有附加条款的企业援助”。
但她说“为了实现我们理想中的经济形态”，未来还有一场长期斗争，并表示，国会和州议会中都有官员支持他们的想法，这让她颇受鼓舞。预计未来几个月美国至少会出台4项经济刺激计划，但里奥弗兰克斯称，由此产生的反应将不仅限于此。
“这将是一场堪比大萧条的危机，而且覆盖全球，”她说。“因此我认为未来将有不计其数的刺激措施。”
“现在正是大胆提出要求的时刻。”
翻译：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