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来自46个国家的320家企业和投资机构宣布，将按照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he 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简称TFND）建议的披露框架，开展自然相关信息披露。这标志着全球可持续信息披露迈出了新的一步，市场参与者开始更加关注自然相关的重大风险和机遇。
研究显示，世界上超过一半的GDP（58万亿美元）适度或高度依赖于自然及其服务，而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正在让自然的价值面临系统性风险。自然信息披露可以让企业公示其活动对自然的影响，接受投资者调查和公众监督，是可持续信息披露的重要部分。
部分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响应自然信息披露。4月22日，蒙牛集团成为中国第一家发布专门TNFD报告的企业，对其自身运营和部分供应链涉及到的自然议题进行了全面披露。此前不久，腾讯也在其年度ESG报告中按TNFD建议披露了自然相关的信息。
多位专家告诉对话地球，自“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称“昆蒙框架”）达成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关注自然与生物多样性问题。不过，自然信息披露在中国仍处于早期阶段，想要做好还存在诸多挑战。
从气候披露到自然披露
自然信息披露脱胎于气候信息披露。2017年，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简称TCFD）首创了一套气候信息披露框架，制定了“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和目标”四大支柱，希望可以充分评估气候变化对企业未来运营的影响。这套披露框架影响深远，也为后来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简称ISSB）制定可持续信息披露框架奠定了基础。
“TNFD采用了与 TCFD非常相似的方法，包括其四大支柱，甚至披露建议的措辞也非常相似。”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UN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简称UNPRI）自然问题高级专家西尔万•罗尔斯（Sylvaine Rols）告诉对话地球。在四大支柱上，只有第三大支柱的措辞与TCFD稍有不同，被改为“风险与影响管理”。
与气候不同的是，自然的概念比较广泛，在设置披露框架前需要更清晰的定义。“TNFD将自然定义为自然界，强调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的多样性，以及生物之间和它们所处环境的相互影响。”罗尔斯说。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信息披露的核心。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简称IUCN）中国代表处项目主任杨方义告诉对话地球，生物多样性主要包括物种、栖息地和生态系统服务三个层面，其中披露企业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十分重要，但也相对困难。“比如企业运营对生态系统功能产生的影响，涉及的物种和栖息地，吸收多少碳？涵养多少水源？能够创造多少的游憩的功能、文化的价值？” 他说。
TNFD的披露建议有很多针对此类问题的独特之处。罗尔斯介绍道，例如，TNFD建议企业披露与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的互动沟通。另外，TNFD还建议披露企业资产的具体位置，因为不同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企业活动对自然的影响更加集中在其活动所发生的地点。最后，TNFD在判断重要性（Materiality）的问题上采取了比TCFD更加灵活的方式，鼓励企业在单一重要性的基础上考虑双重重要性。
在可持续信息披露领域，单一重要性是指外部环境对企业财务情况的重大影响，双重重要性则在此基础上还要考虑企业对外部环境造成的重大影响。
TCFD和ISSB可持续披露标准均采用单一重要性原则，即主要考虑财务影响。全球报告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简称GRI）和欧盟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uropean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s，简称ESRS）则采用双重重要性原则，即同时兼顾财务影响和对外部环境的影响。
“昆蒙框架”下，中国探索自然披露
自然信息披露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推进，罗尔斯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得益于整体可持续披露已经提供了比较成熟的参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昆蒙框架’的通过。”
2022年12月，“昆蒙框架”在COP15上通过，为世界制定了在2030年前保护地球上30%的陆地和水域的目标，并号召各方采取行动。“昆蒙框架的行动目标15提到要推动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定期监测、评估和披露其对生物多样性的风险、依赖程度和影响。”罗尔斯表示，这为政府发展信息披露监管提出了全球性的要求，也为企业披露提供了更多动力。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官方要求，各缔约方国家要在今年10月COP16召开前提交自己的生物多样性目标和更新的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NBSAPs）。今年1月，生态环境部已提交了中国的NBSAPs，即《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该计划明确了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强化自然相关环境信息披露”。该文件还提出要推动企业“将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纳入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及其监督管理活动内容，以及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等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
中国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已经呼应了这一新政策。5月起，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大证券交易所在证监会的指导下发布的《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以下简称《指引》）开始实行。《指引》强制要求几大指数样本公司以及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从2026年起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其中第三十二条要求，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产生重大影响的，应当披露其相关活动，例如退出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的行动，以及对野生动植物和栖息地采取的保护和恢复措施等。
蒙牛发布的TNFD报告为上市公司的自然信息披露做出了示范。农场动物投资风险与回报倡议（Farm Animal Investment Risk and Return, 简称FAIRR）中国市场专家黄畅通告诉对话地球，蒙牛根据TNFD建议的四大支柱，对自身运营和部分供应链涉及到的自然议题进行了全面的披露。“以风险与影响管理为例，蒙牛识别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自然风险与机遇，并在水风险、棕榈油可追溯性、绿色生产、废弃物管理等方面开发了一系列评估和管理工具。”他说。
在指标和目标方面，蒙牛制定了与气候和自然相关的多个目标，包括2050年实现碳中和、在2030年前实现零毁林和棕榈油100%负责任采购等。“我们期待未来蒙牛能够进一步披露各目标具体细节，比如甲烷减排措施和相关数据、毁林可追溯性等。 另外，还希望可以看到每年具体进展的披露。”黄畅通说。
挑战与未来
自然披露虽然发展迅速，但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初级阶段。杨方义认为，对企业而言，披露的目标主要是解释企业活动是否自然受益（nature positive）。它不像气候变化领域，可以用排放数据和1.5度目标来量化。因此，一套公认的量化方法可能是未来自然披露是否能够真正主流化的关键。
“其他倡议可能对此有所帮助，例如科学目标网络（Science-based Targets Network,简称SBTN）针对自然问题为企业制定了一套方法，可以帮助企业制定目标、采取行动并追踪结果。” 他说。
罗尔斯则建议企业根据TNFD发布的指南，先行尝试。 “企业可能不会在第一年就按照所有建议进行详细披露。但是，何不先开始尝试披露，开始汇编信息，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实现全面披露呢？”她说。
黄畅通也表示，正如蒙牛发布的报告一样，“虽然缺乏一些细节，但依然是个非常良好的开端”。他表示，很多农业上市企业对自然风险的认识仍停留在“环境合规”层面，尤其是管理层对自然相关风险的理解和认知有限。他希望在认知不断提升后，蒙牛和其他农业公司未来能够披露更多量化信息，并将公司自然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全价值链，尤其是饲料原材料种植和生产阶段。
尽管目前TNFD披露框架还是自愿性质，但杨方义认为，根据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的发展路径，自然相关信息披露极有可能在全球逐渐上升为强制披露要求。
“另外，不论是TNFD还是其他倡议和标准，通常都是由国际组织和大型机构主导推动的进程。希望未来中国的相关组织也可以参与到该进程的制定中。”杨方义说，“这有助于减少中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壁垒，也可以贡献中国智慧，输出中国在自然保护领域的经验和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