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29届缔约方会议（COP29）谢幕。全球气候合作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有一项比较确定的是，参会各方都鼓励企业披露气候行动目标，参与能源转型。
根据联合国的《2024年排放差距报告》，截止2024年6月，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82%的107个国家设定了碳中和目标。全球超过9000家公司已经加入了在2030年之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中。
中国尚未官方宣布碳达峰，但是受益于新能源的快速增长，峰值很快到来。作为全球最大的排放国，碳排放停止增长意义重大。然而，在经济增长放缓，煤碳消费仍在增长的情况下，近期中国能源强度下降出现放缓趋势，碳排放强度控制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目标轨道。不仅如此，笔者所在的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4全球可持续金融与低碳发展报告》发现，中国企业无论是在气候承诺，还是在行动中均进展相对缓慢。但是，“危”中有“机”的是，随着碳排放总量控制逐步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叠加国际规则调整，中国企业的减碳步伐有可能加快。
碳强度是指是指单位GDP或单位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它表明了一个国家或行业的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强度关系，即每创造一个单位的社会财富需要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如果国家经济增长或行业产量增长的同时，碳强度下降，那么说明该国或行业采取了更低碳的发展模式。
关键的一环：企业价值链减排
在法律和政策约束之下，净零目标的实现毫无疑问离不开企业的积极响应。特别是上市公司，因信息相对透明，股价易受到公共情绪影响而波动，因而更多受到社会责任的约束，也更有潜力和动机采取应对气候危机的行动。
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总收入为72.7万亿元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7%。有研究测算，中国上市公司2019年的直接碳排放量（范围 1）占到全国总排放量的18.3%， 若加上间接排放（范围2和3），其排放量约占全国总排放的43%。由于中国上市公司总营收增长速度通常高于GDP增速，可以预计其近几年的碳排放占比大概率有增无减。由此可见，上市公司在原料采购和销售过程中，对上下游合作伙伴施加影响，开展合作，从而减少产品生命周期全链条的碳排放，对于中国履行气候承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范围一
这是指企业在运营过程中的直接排放。例如，棕榈油公司直接燃烧化石燃料，或为种植油棕而砍伐森林造成的碳排放，或其工厂的污水泄漏甲烷。
范围二
这包括企业使用能源产生的间接排放，例如为棕榈油公司工厂提供热能和电力的发电厂的排放。
范围三
范围三包含企业价值链中产生的所有其他间接排放量。这些排放并非由该企业拥有或控制。比如棕榈油公司的肥料和农用化学品的生产和运输，以及产品的国际运输。范围 3 通常占企业排放量的最大份额。
然而，大多数中国企业尚未被强制要求气候披露，碳排放总量控制还未实施，现有碳市场的影响范围和约束力也都非常有限。由此，它们眼下尚无需为减碳感到担忧，实际行动更多体现在营销层面而非深层的价值链变革。
企业减碳进展缓慢
我们的报告使用了彭博终端ESG板块中的两个数据库。一个是BI Carbon 数据库，涵盖全球范围内能源、交通、化工、水泥和钢铁等高排放行业的432家企业，其中中国企业52家；另一个是企业数据库，提供了注册于62个国家的1080家上市企业的排放数据，其中中国企业114家。
单就高排放行业而言，做出净零排放承诺的企业占比为68%，而其中中国企业的这一比例仅有25%，远低于欧洲和南拉丁美洲的80%，以及北美和亚太地区的60%左右。相较之下，中国企业在气候承诺上显然还不够积极。
另外，2023年全球上市企业碳排放（范围1和2）的中位数 较十年前减少了一半，碳排放强度（单位销售收入的碳排放）中位数下降了近三分之一。由于早期中国企业数据较少，我们以2016年为参照年，中国企业的碳排放中位数增加了7.2%，碳排放强度中位数下降约9.7%，可见其减排具体行动和效果还处在落后位置。
“优等生”：消费和服务行业
分行业来看，虽然受益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能源和电力部门企业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十分显著，然而其排放量从2016年到2023年仍增长了45%，主要原因在于能源消费的高增长不但抵消了强度下降影响，还进一步拉动碳排放大幅增长。金属和化合物行业的排放强度则增长了17%。相较而言，制造和技术行业的排放强度和排放量的变化幅度都比较小。
相较于2016年，包括食品、饮料、零售和旅游住宿在内的消费商品和服务行业是碳排放量和排放强度的中位数唯一实现双降的行业。该行业碳排放量下降了16%，其中12%的降幅来源于排放强度的降低，4%的降幅来源于销售收入的减少。
技术变革、政策引导和法律规定对消费端企业的减碳起到关键性影响。例如，在交通领域，新能源汽车发展迅猛，大幅降低了因燃油消耗产生的碳排放。再比如，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升级新规，限制和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促进了食品、饮料和零售包装相关的节能减碳。消费商品和服务行业碳排放和排放强度下降还可能和中国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可持续消费意识的持续提升相关。而为了迎合消费偏好的改变，企业会注重在产品设计和生产环节中强调绿色低碳属性。
中国企业将加快减碳
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在国家层面没有引入碳排放总量控制之前，减碳似乎不是十分紧迫的任务，但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今年8月，国务院明确将在2025-2030的“十五五”期间，实施以“强度控制为主，总量控制为辅”的碳排放双控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意味着传统的“能耗双控”体系将被取代，“碳排放双控”制度将正式融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最近，生态环境部发布了《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企业层面的碳足迹核算标准、数据库，以及降碳路径规划指引正在陆续建立。2024年中国碳市场覆盖的行业范围已经从电力部门扩大到水泥、钢铁和电解铝三个行业，覆盖的排放量占全国排放量的比重从40%提高到了60%，未来覆盖范围预计将进一步扩大。
与此同时，上市公司也将面临日趋规范化和严苛的碳信息披露标准。今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七部委发布指导意见，加强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随后，中国三大证券交易所发布了要求特定上市公司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指引，其中就涉及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强制性要求。
碳足迹暴露于聚光灯下后，投资者会据此评估企业资产的碳风险，即由气候变化、碳排放管控和向低碳经济转型等因素带来的潜在财务和运营风险。这些举措对企业减少碳排放，应对气候风险形成了内部压力。
此外，中国企业也将越来越多受到以“碳关税”为代表的新型贸易壁垒的影响。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简称CBAM）自2023年起进入过渡期。尽管目前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仅限于钢铁、水泥、铝、化肥等少数行业，但过渡期结束后欧盟将进一步讨论CBAM的覆盖范围，加上欧盟严苛的碳核算标准，不排除会对更大范围的中国企业产生影响。除欧盟外，英国已宣布从2027年1月启动英国版CBAM。美国的碳关税主张也甚嚣尘上，例如共和党提出的《外国污染费法案》（Foreign Pollution Fee Act），其覆盖广泛的行业大多集中于中国主要出口商品领域。
碳排放总量控制进入中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日趋规范和严格的披露监管，以及逐步形成的绿色贸易壁垒，这几个方面加剧了中国企业今后的减排压力。在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和外部贸易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能否将减排压力转化为发展机遇，将是中国企业未来生存发展的必答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