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时下全球绿色转型中的突出地位似乎是个悖论。一方面，中国一直谋求与西方国家一样，通过化石燃料工业化战略走向富强，而这是以消耗本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另一方面，中国也已成为可再生能源的超级大国，在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建设，以及汽车、卡车、公共汽车的电动化等创新转型方面，使其他国家相形见绌。中国对可再生能源和循环经济寄予厚望。的确，能否在这场事关未来的“下注”中胜出，决定着其发展的成功与否。要理解其战略，关键是要理解规模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规模是史无前例的。
像此前所有的工业强国一样，中国在工业化初期也主要依靠化石燃料。中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甚至远远超过了包括其他东亚先驱国家在内的早期工业化国家。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中国创造了巨大的国内市场，这为其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进入全球产业链提供了规模远超其他东亚先驱国家的起锚地。中国能够通过国内银行系统引导资金流向努力追赶国际竞争对手的中国企业。在这些方面，该策略遵循了先发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即侧重于制造业并依靠国家产业指引和国有金融支持。但同时，它也表现出了一些中国特色，比如利用自身国内市场、金融和外汇储备，以及地方政府的参与。
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为工业化提供支撑的能源战略。中国的工业化战略是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化石燃料驱动的“黑色”战略，另一条是以可再生能源和循环资源为重心的“绿色”战略，其规模同样是前所未有。一方面，中国能源和资源系统绿色转型速度惊人，另一方面却还保持着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虽然依赖程度正逐步降低。从下图可以看出，中国是如何扩大其绿色能源系统产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电力生产国的。能源结构转向水力、风力和太阳能发电是显而易见的–仅在过去十年中就有15%的装机容量被绿色能源所取代，对于一个体量如此庞大的技术经济体系而言，这一转变可谓巨大。
什么推动了这种绿色趋势？
如果中国继续实施以化石燃料和大规模开采原材料为基础的典型的工业化战略，将面临无法克服的问题，不仅是资源短缺和迫在眉睫的环境问题，还要面临一个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依赖初级原材料的化石能源战略的地缘政治限制。坦率地说，如果中国要在当前工业化规模的基础上上实施这样的战略，将面临卷入石油和资源争夺战的风险——更不用说在寻求增加化石燃料进口时面临的国际收支负担。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说，这将会是一个可怕的21世纪。
中国自己的解读认为，绿色增长战略与其说是回归自然，不如说是实现能源生产，以及通过都市农业实现粮食供应绿色化。对中国而言，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优势在于它们可以在国内生产，实现规模效益，以及伴随着制造学习曲线的上升带来的成本降低。
同时中国也清楚，这些都有可能是未来能源、运输和食品生产行业的主流，中国的国家机构显然希望在这些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并处于技术发展前沿。当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为保住其在化石能源产业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竭尽全力之时，中国正在逐步消除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并利用其制造业优势建立强大的可再生能源和资源再循环产业。这或许是对中国绿色增长战略最准确的解释了。
别无选择
从其工业化的规模来看，中国除了绿色战略别无他选。而且，按照中国政府一贯真抓实干的作风，其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展现了足够的决心和野心。正是由于中国采取了这种绿色转型战略，不仅降低了自身成本，也降低了其他所有国家的成本，从而让这一战略更容易被印度、巴西或非洲等其他工业化国家所接受。因此，始于中国的绿色转型变成了全球的绿色转型（尽管中国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一些煤电投资令这一转型趋势变得扑朔迷离）。这进而为那些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公司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或日本的公司——创造了机遇。
随着中国经济逐步摆脱新冠疫情的影响，绿色增长战略获得的关注也会更多。毕竟，这就是中国在制成品出口、能源以及资源安全等方面的决定性竞争优势所在。预计“十四五”规划将着重强调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工业化的两个主要重心——能源、运输和工业系统的绿色发展，以及随着循环经济战略的不断推进，资源再循环水平的提高（例如，电子材料的“城市采矿”）。
本文撰稿之时，油价已创下历史新低（甚至跌至负值），因此中国无疑会战术性买进。但如果认为这些购买行为偏离了中国绿色增长的长期战略及其带来的能源和资源安全，那将是一个严重的误判。
翻译：BAIHU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