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机构和商业公司从煤炭撤资的行动日渐声势浩大，作为煤炭投资重要力量的中资机构却反响平平。
就在9月9日，由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再次强调撤资煤炭。作为中国倡议成立并担纲最大股东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一直被外界视为打上了某种“中国烙印”，尽管它现在拥有103个成员国。它最近的表态撤煤不禁让人对中国全球能源投资的低碳转向产生了一些期许。
又一次弃煤承诺
最新承诺来自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气候债券倡议组织年会上的讲话。“我不会给任何燃煤发电厂融资……不仅如此，亚投行也不会资助任何与煤炭相关的项目，例如通往电厂的道路或燃煤发电厂的输电线路。”他强调。
亚投行成立于2015年底，《巴黎协定》通过两周后，一直宣称要做一家贯彻落实《巴黎协定》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10月发布的未来十年战略显示，它一直在力图提高气候融资的比重，最新目标是在2025年达到全部新审批项目的50%。根据它自己的盘点，在成立的头三年，这一比例为35%，2019年为39%。
亚投行从创立时就提出要做到“精简、廉洁、绿色”，但在观察者看来，它过去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
这并不是亚投行第一次做出类似表态。早在2017年6月，金立群就表示该行暂无煤炭项目投资计划（“there are no coal projects in our pipeline”），同时含糊地表达：“我们不会考虑任何令我们对其产生的环境和声誉冲击产生担忧的提案。”这常被外界解读为一次“弃煤承诺”。而副行长隆格玛（Thierry de Longuemar）的表态更加明确，他在同月对法新社说“有些东西我们不会资助，比如煤电厂”。不过，去年仍有亚投行高级能源分析师表示该行“只在缺少替代方案的国家资助涉煤项目”。
致力于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弃煤的Recourse组织发现，亚投行虽然没有对煤炭进行直接投资，却通过中介机构介入了煤炭。2017年，亚投行向国际金融公司（IFC）旗下新兴亚洲基金注资1.5亿美元。次年，该基金支持了缅甸的Shwe Taung水泥公司扩建一座包含一个燃煤窑的水泥厂，根据IFC自己的估计，这将使该厂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三倍。
而在它的直接投资中，亚投行对非煤化石能源项目更是出手阔绰。
Recourse的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7月，能源项目约占亚投行投资总额的20%， 总额超38亿美元，其中对化石能源的投资占比达到54%，而对新能源的投资为9亿余美元，占比仅24%，金额不到化石能源投资的一半。
中国民间智库创绿研究院对此评论说，亚投行对能源投融资的选择，与人们对多边机构在环境表现上的更高期待还存在差距。它“应让具备发展与公共性质的资金流向清洁与环境友好的领域”。
鉴于亚投行过去的表现，民间组织和观察家们对亚投行的再次承诺反应谨慎。这也是因为，该行的《能源部门战略》尚未因此调整，仍然允许在“能够提升现有产能的碳效率，对现有能源体系的可靠和稳定不可或缺，或没有可行或支付得起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投资煤炭。迄今为止，亚投行也没有如外界期望的那样，出台一份系统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其新版《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框架》草案刚结束公众意见征询，在有关气候变化的语言上，它缺乏可衡量的目标和抱负，甚至没有提及煤炭和化石能源。
中资参与的海外电厂每年排放约2.35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中国以外全球电力部门总排放的2.6%
相比之下，与亚投行同为多边开发银行、与它联合宣布遵守《巴黎协定》，又同样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投资对象的美洲开发银行就在9月16日公布的《环境和社会政策框架》中明确不再投资煤炭开采、煤电和相关项目。
对于外界质疑亚投行是否能真正履行承诺，该行一位新闻发言人向中外对话表示，“亚投行工作人员在考虑能源和交通项目时会遵守行长的指示，但是《能源部门战略》目前仍是亚投行在煤炭问题上的官方立场。”。
亚洲开发银行非政府组织论坛（NGO Forum on ADB）执行总裁瑞恩·哈桑（Rayyan Hassan）提醒道，在10月底一场民间机构与亚投行管理层的对话中，他们发现金立群的声明并未成为其管理层的共识，而它的机构战略也没有提供有关如何遵守《巴黎协定》的有意义的细节。
对此，Recourse的活动主管佩特拉·谢尔（Petra Kjell）说：“这是一个错失的机会，与亚投行就遵守《巴黎协定》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携手形成强烈对照，亚投行在其中仍是个落伍者。”在谢尔看来，中国倡议成立的第一家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是影响中国对外能源投资政策的重要力量，但前提是它能真正将口头承诺正式写入政策，并保持政策的一惯性。
中资海外煤电热潮
亚投行在去煤上的积极姿态能否为深度涉煤的中资银行垂范，仍是个未知数。
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最近发布的“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的统计，中国迄今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政策银行融资两种形式参与了至少777个海外电厂项目。其中，煤电占到总装机容量的40%，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亚和非洲。来自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政策银行的融资参与了这些煤电产能的73%，显著高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后者则贡献了更多的天然气发电产能。
据该中心的统计，虽然中资在海外参与投融资的发电装机容量有43%位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对满足它们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意义重大。但是，过多的煤电项目却阻碍着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2009至2018年间，中资参与的海外煤电产能以年均34%的速度增长。目前，这些电厂每年排放约2.35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中国以外全球电力部门总排放的2.6%，超过2017年巴西全国燃烧化石能源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的一半。假设所有正在建设和已被规划的有中资参与的煤电厂在2030年全部投入运行，那么届时它们排放将达到4.33亿吨。
相比之下，非水可再生能源仅占全部中资参与的海外电力产能的11%。2009至2018年，其年均增速46%略高于煤电的34%，但实际产能增长仍远远落后于煤电。
由于资料搜集的困难，很难确知中国商业银行在煤电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资金贡献。但该中心和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一项联合研究显示，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两家政策银行频繁参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煤电项目的银团贷款。2009至2018年，有这6家银行中至少一家参与的此类贷款总额达102亿美元。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有着丰富的煤炭投资经验，2016至2019年，在全球金融机构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为世界最大的30家煤矿企业和30家煤电企业提供的资金总额都包揽了前四位，但它们都还没有清晰明确的煤炭融资限制政策。
填补空缺的风险
与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煤电投资呈现对比的是，在煤电的输出上曾经同样活跃的日本和韩国最近就纷纷做出“退煤”姿态。日本政府在今年7月表示原则上将收紧对海外煤电项目的投资，尽管尚不清楚实施细则。同月，韩国执政党议员提出立法草案，计划禁止该国公共资金投资海外煤电项目。9月，韩国四大银行之一的KB金融集团宣布停止在国内外资助煤电项目，同时增加对绿色项目的投资。11月，三星集团旗下主要的保险公司宣布不再投资煤电相关项目和购买为了建设煤电项目而发行的债券。
根据民间组织全球环境研究所（GEI）2017年的分析，2013年以来，众多国际主流金融机构放弃对煤电厂项目融资，导致一些国家转而向中国金融机构寻求对煤电项目的支持。
“不得不看到，当地国家有很强的意愿（建设煤炭项目），他们认为煤电是更‘可靠’和‘便宜’的资源，中资更多是满足当地的用电需求”，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刘爽分析。
今天，中国一半以上的燃煤电厂已经处于亏损状态，这种趋势只会持续下去。杜兰德·德苏萨（Durand D’souza），碳追踪计划（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的数据科学家
“中国的煤电行业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有信心回应国外需求，在一定出程度上，投资机构也受到了影响”，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苗红补充说。她认为，中国的新能源近年来得到极大发展，正迈向“无补贴“时代，中国应在区域合作平台中输出新能源规划和发展经验，帮助其他国家找到低碳的替代方案。
在这方面，中国也在陆续出台政策。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在10月出台了指导意见，鼓励金融机构扩大对非化石能源的投资。虽然没有涉及对包括煤在内的化石能源投资的限制，但它提出要鼓励金融机构支持“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的低碳化建设，推动气候减缓和适应项目在境外落地，以及规范金融机构在境外的投融资活动，推动它们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效防范和化解气候风险。
考虑到中国政府刚做出的碳中和承诺，全球近30家金融机构的联合倡议平台“为生物多样性融资”（Finance for Biodiversity）主席谢孟哲（Simon Zadek）说，除了加快煤电在国内的关闭，中国的承诺若要真正对全球排放量做出贡献，政府必须防止高碳排的发电项目沿着‘一带一路’流向海外。”
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曾经将煤电看做经济可靠的电力来源，现在他们正重新审视煤电的地位。比如孟加拉国已经在近期宣布重新审核其计划的29座燃煤电站中的26座。分析认为，孟加拉可能会开启一场去煤转型。
面对这些变化，中国金融机构不得不审慎考量海外煤电项目日益增长的风险。
碳追踪计划（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的数据科学家杜兰德·德苏萨（Durand D’souza）警告说，“今天，中国一半以上的燃煤电厂已经处于亏损状态，这种趋势只会持续下去。 同时，可再生能源和电池成本继续下降，动摇了煤炭的地位。 这在所有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一样，这就对海外煤电融资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
“中资机构应该更好地识别海外煤电的建设风险，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更自信地像国际机构那样，从战略上‘去煤’”，刘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