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业是很多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19年，旅游业对东南亚地区GDP的贡献达到3930亿美元。但新冠肺炎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边境封锁已经严重影响到数百万旅游业从业者的生计。不过，在经历了过去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这次的被迫休业也使“旅游业过度发展”的影响得以凸显。
1.43亿
2019年赴东南亚旅游的人数达到了1.43亿。
旅游业一直以来都是拉动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行业，自2010年开始的十年中，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数量显著增长。根据东盟数据，2011年赴东南亚旅游的人数有8120万，而到了2019年，这一数字翻了近一番，达到1.43亿人。其中，来自美国的游客数量增长了近一倍，达到480万人；来自英国和法国的游客人数较2011年增长了近50%，分别达到310万和200万。增幅最大的则是中韩两国。韩国游客数量实现了近三倍的增长，达到1050万人。而中国游客人数则从2011年的730万人增加到了3230万人，增长了四倍多。其中，2019年泰国就接待了1100万中国游客，是2011年的6倍多，而且中国还是柬埔寨以及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主要游客来源国。
东南亚地区很多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生态都十分脆弱，包括一些著名的海滩、滨海度假区以及山区。虽然官方为了发展经济鼓励更多游客前来，但地方社区大多基础设施不足，难以应付日益增加的游客。这导致了环境退化，泰国和菲律宾有些地方甚至已经严重到要关闭一些知名景点的程度。生活着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蜥蜴的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岛（Komodo Island）也曾考虑过类似的方案，不过最终还是决定采取其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
中外对话对梅根·艾普勒·伍德（Megan Epler Wood）进行了访谈，以更好地理解平衡旅游业的正面经济效应与负面环境影响所面临的挑战。艾普勒·伍德现任康奈尔大学可持续旅游资产管理项目（Sustainable Tourism Asset Management Program）执行主任，长期致力于开发可持续旅游发展工具、政策和教育资源。她曾在30多个国家工作过，其中包括多个东南亚国家。
中外对话（以下简称“中”）：你曾在文章中称，一种“无节制的增长模式”（unrestrained growth mode）正在压垮当地的资源并造成重要资产的退化。是否可以举例说明，东南亚地区有哪些具体的实例？
梅根·艾普勒·伍德（以下简称“ 艾 ”）：在我看来，东南亚国家让我们看到了旅游业无规划发展所产生的一些最惊人的恶果。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泰国的玛雅湾（Maya Bay）和菲律宾的长滩岛（Boracay Island）。长滩岛游人如织，绵延四公里的海滩上各种设施鳞次栉比，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达到6859人，比（菲律宾国家首都区）马尼拉大都会（Metro Manila）之外第三大城区安赫莱斯市（Angeles City）还要高。旺季月份，长滩岛日接待游客数甚至超过7000人。这里有2600家酒店，其中32%都将污水排到了海里，但只有4%获得了排污许可证。这一切都让长滩岛不堪重负，官方于是宣布紧急关闭长滩岛。
中：疫情之前，旅游业的过度开发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一点目前显然已经有所改变。如今可持续旅游领域讨论的热点是什么？
艾 ：我认为目前的焦点在于如何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适当的策略，确保我们的旅游目的地在疫情结束后变得更可持续。疫情刚开始时，我们与亚太旅游协会（Pacific Asia Travel Association，一个总部位于泰国的非营利组织）联合调研了东南亚、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国的地方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可以这么说，参与调研的人普遍承认……他们都想修订现有的政策。
旅游业管理政策需要进行调整，而原因就在于旅游业带来的税收收入直接导致了当地的开发冲动，但旅游目的地的生态保护状况与税收收入之间却没有直接关联。
中：是否有办法可以避免旅游业的那些最糟糕的环境和生态影响？融资方式能否有所帮助？
艾 ：东南亚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像长滩岛这样的彻底封闭，以及如何及时采取行动——更具体地说，如何未雨绸缪。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哦，只要限制去那个地方的人数就好了。”这个办法很难落地，除非是在玛雅湾这样非常孤立的地方。根据新闻报道，玛雅湾封闭之后效果不错。但玛雅湾没有人居住：人们只是白天上岛。我对玛雅湾这样的无人岛的管控非常乐观。但如果是长滩岛这样的地方，或者其他大型沿海旅游开发地区——这样的地方还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很多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都会受到影响。
这不单是一个如何可持续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这些旅游目的地具有韧性。这些地方需要优惠性的融资（即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以带动开发性金融）。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大趋势，也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融资领域。其实质就是通过提供公共融资来撬动私人投资的进入。针对各国一些地区面临的气候风险，目前主要在讨论利用多边或者双边投资来引导私营部门资金，从而降低风险。
马尔代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例子。作为世界上海拔最低的群岛之一，马尔代夫当然也面临着巨大的气候风险。马尔代夫没有垃圾管理系统，所有的垃圾都集中到一个名叫Tila Fushi的岛上，导致这个岛垃圾污染非常严重，并且开始进入水域，垃圾产生的臭气在机场都能闻到。因此在2018年，亚洲开发银行投入7500万美元，为Tila Fushi岛一个造价1.5亿美元的垃圾发电项目提供支持。当然，马尔代夫需要做的不止于此，但这个例子说明了其他东南亚和亚洲沿海国家该如何开始考虑自我保护的问题。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将旅游业的发展置于发展卫生基础设施之上，那么结果就只能是重蹈长滩岛的覆辙。
中：你曾将这一局面描述为快速的“短期旅游业增长”导致的“竞次效应”（race to the bottom）。对于东南亚那些生态敏感的旅游目的地来说，未来它们如何才能更好的应对？
艾 ：我希望旅游目的地的管理者们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相关部门，考虑对现有的管理框架以及如何实现所在地区未来可持续发展方案重新进行审视。
旅游业的碳足迹与国家减排政策没有被联系起来。
我目前工作的重心在于帮助世界各地的决策者理解可持续旅游目的地管理。我们在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erm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或简称GIZ）的支持下，将利用eCornell这个在线教育平台面向全球发布在线课程。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对人员重新进行培训，因为现有的旅游目的地推广机构——即便是在泰国——都意识到他们缺乏这方面的管理能力。我们见过很多已经做好了向可持续旅游目的地管理转型的机构，但他们都缺乏合适的人手。
全世界来看，可持续旅游从来不是旅游教育的必修课，我们认为这正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旅游业的碳足迹与国家减排政策没有被联系起来。我们的目的是帮助旅游目的地的管理者们在制定项目计划的时候可以充分理解项目的碳足迹，使用碳计量并将项目与国家政策关联起来——甚至具备申请气候融资的资格。我们非常高兴能与东南亚地区、乃至全球各地的部委和旅游目的地管理组织一道，在人员和规划方面做一些工作。
翻译：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