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县有一片人工林，盛夏七月，置身其中，能听到各种鸟鸣。然而在林子不远处的白彦兔村，村委书记杨拴桃依然记得十几年前此处寸草不生、风沙遍野的情景。
“以前，大风一刮，天空都是橘红色的，屋子里白天都是要点灯，” 杨拴桃说。
杨拴桃介绍，十几年来，通过植树造林，和林格尔生态环境有所改善，村民能感受风沙天数不断减少。和林格尔是中国四十余年来以造林改善生态环境努力的一个典型案例。随着气候危机日益紧迫，造林作为“负排放”技术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意义得到重新审视。中国的造林经验能否通过气候变化议题向国际推广？
植树造林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和林格尔县保留着自己清朝时期（1636~1912年）的蒙古语名字，意为“20间房子”。作为北魏时期（386~534年）的繁华都城，和林格尔县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间由于气候的变迁加上过度的人类活动，逐渐变了模样：经济疲敝、人口稀少，仅有二十户人家在风沙侵扰中艰难生存—这也是其蒙古语名字的由来。
和林格尔县位于首都北京的上风向，西伯利亚冷空气和大陆性季风途径该区域，曾将此地风沙带到京津冀城市群。从50年代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每年春季的沙尘都困扰着中国北方地区。2010年，在和林格尔县启动了生态修复项目，近4万亩的退化土地上被种上了330余万株混合乔木，几年之后成果已经初显。“原来每年风沙怎么也要十几天，现在也就是三四天”，杨拴桃说。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直接减排的措施——包括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工业和能源部门的努力——无论多大力度，都难以有效将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2C、甚至1.5C以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1.5度特别报告提出了四种减排路径，每一种都包含“负减排技术”—即把现存的二氧化碳“吸出”大气。“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 NBS）也因此提上议程，即通过保护和管理自然生态系统—包括植树造林—来达到固碳的目的。
2008年世界银行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这一概念；2009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15届缔约方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建议用NBS应对气候变化，具体包括绿色基础设施、森林和陆地生态系统保护及可持续管理、土地和海洋生态系统恢复、可持续农业和粮食系统等领域。
7月发表在《科学》上的一篇研究宣称“造林是目前为止最有效的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办法”。有林业行业专业人士告诉中外对话，林业应对气候变化是NBS里技术路线最为成熟的，而中国政府、企业和NGO一直在推动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开展，很多经典案例可以在全球做推广。和林格尔的4万亩林地恢复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项目预计在30年的时间范围内固定22万吨二氧化碳。
根据官方数据，从1978年中国开始“三北防护林”工程以来的四十年里，中国森林面积由17.25亿亩增加到了31.2亿亩，森林覆盖率由12%提高到21.66%。美国宇航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和印度是过去20年全球绿化的主力军，两国在2000年至2017年间绿叶的增加面积占了全球增加总面积三分之一。
上述林业行业专家介绍，中国还建立了区域的、国家的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体系——不同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碳汇计量和预估技术已经很成熟，“全球的其他区域可以直接借鉴我们现成的经验”。
也许中国的植树模式被复制并不遥远。中国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试图复制推广植树造林模式。借助“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巴基斯坦已邀请中国企业参与其“百亿棵树”造林计划。中国绿化基金会拟在2030年建成三条“一带一路”胡杨林生态修复带，其造林覆盖全球约64.8万公顷，其中大部分位于参与一带一路的17个国家。
应联合国邀请，中国正担任今年9月纽约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中NBS领域牵头方，将组织各方对于NBS提出倡议。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气候与能源和绿色金融项目总监王伟康介绍，目前，中国正致力于推动NBS纳入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国家适应计划和总体发展战略，同时呼吁在国际谈判中考虑对NBS加大资金投入。中国是否会将其植树造林模式作为NBS实施倡议提出值得关注。
四十年造林得与失
虽然在NBS的各项具体方案中，植树造林被普遍认为是现阶段最有操作性的，但二者在理念上依然有一些差异。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驻华代表朱春全介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相较于人工造林和工程治理措施，NBS强调优先选择自然更新和生态恢复的方法，充分利用自然的潜力。
四十年来，“植树造林”作为一句口号在中国各级政府和公众中认可度颇高，但其工程式的推进方式也带来不少问题和争议。专家认为，如果在NBS中盲目推广中国的造林模式，可能适得其反。
在一些水资源匮乏的地区，造林被指浪费了水资源。在一些不适于种树的地区，“年年种树不见树”，大量的财力物力被浪费。单一树种的防护林生物多样性低，虫灾严重，甚至对其他野生物种的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部份地区大量砍伐原始森林后，以人工经济林替代。虽然在统计中森林覆盖率有所提升，但在生态和环境效益上难以替代原始森林，荒漠化率并没有降低。有“绿色长城”之称的“三北防护林”也曾被质疑覆盖率数据造假、成活率低等。
但是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森林项目主任黄文彬认为，“我们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去苛责此前造林的努力”。他认为，在“三北防护林”设计并开始建设的70年代，对于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认识极其有限，物质和技术力量薄弱、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不多。面对严峻的风沙侵扰的问题，用单一速生树种建立高大密集的防风固沙林，是那个时代的技术选择。
“造林本身是生态修复的一种方式，其关键在于造什么样的林，在什么地方造，造林密度如何等”，一位曾参与和林格尔项目的专家表示。据他介绍，在和林格尔植树之前，他们做了大量调研工作，识别出重要的生态区域及其修复目标，识别出哪里适合种植乔木、哪里适合种植灌木、哪里只适合草地恢复。
现实制约
实现大面积单一同龄纯林向乔、灌、草合理配置的森林生态系统的转变，理论上容易理解但受到多种现实因素的掣肘。黄文彬表示，多样化的植被结构有利于提高森林的稳定性，但将同龄纯林转化为功能结构优化的复杂人工林，需通过循序渐进的择伐、更替、补植和天然植被更新等措施实施。同时，林业部门也要针对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公众不理解的砍树行为等问题加强科学普及和政策宣传。黄指出，中国目前对于森林状况的考核依然强调植被覆盖率和造林面积，树种多样性、群落结构等指标往往被忽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郑艳介绍，她在最近考察政府主导的生态修复项目时发现只有不到1/3的试点提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物种保护。
是否值得在国际推广？
专家认为，在国际推广植树造林经验时，中国除了避免先前探索中犯下的错误，还应推广“恢复、保护、可持续管理”三者的协同作用。
在涉及到具体树种的选择，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淡水资源保护项目主任任文伟说，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宜气候带的本地树种，还要考虑树种本身的生物量和植被构建的整个群落的生物量。
植树造林也并非一劳永逸，森林系统需要长周期的投入和管理。上述林业行业专家说，“种下去的小树苗并不会马上就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到小树的高速生长期，20-30年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针对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上的绿化尝试，已出现了质疑的声音。在位于巴基斯坦的中国为主要出资方的“白沙瓦快速公交系统”的建设中，为了给工程让路，大量原生树种包括众多古木被砍伐，之后当地又高调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植树绿化，巴基斯坦民众对此表示不理解。
而在谈到中国计划在“一带一路”国家种植胡杨作为实践“绿色一带一路”的方式时，俄罗斯环保人士尤金·西蒙诺夫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沙漠和草原等干旱的生态系统本身并不支持木本植物，相较于种树，水的可持续利用才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关键。
65岁的白彦兔村村民李拉庆对身边这片林子会固定多少碳并不感兴趣，也对围绕植树造林和气候变化的讨论没有多少了解，但他对这片林子的感受直观具体的多，“现在环境好多了，除了早些年见不到的好多鸟，偶尔还能见到狐狸和獾”。
村民们对于这片人造林格外珍惜，今年清明，有村民上山烧火祭祀，一个自发组织的村民小分队轮流上山监督，防止林子着火，“环境好了肯定这片林子有功劳，好好的树希望它们能好好长”，李拉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