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一个国际科学家团队宣布，森林恢复有巨大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潜力。消息一出，仿佛全世界都撸起袖子开始植树。在赞助企业积极推动之下，植树项目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从埃塞尔比亚到尼泊尔随处可见。从印尼的村民，到空投红树林树苗的缅甸无人机，再到播撒种子的智利小狗，各方力量都在积极参与植树。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2030年前种植一万亿棵树。
2020年由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起的1t.org倡议与“一万亿棵树”（Trillion Trees）和其他计划一起，在2006年“十亿棵树”倡议（Billion Tree campaign）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在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超强风暴、以及更加频繁和剧烈的森林大火的背景下，当下的植树热潮恰恰反映了人们对全球变暖不断加剧的担忧。研究人员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上述研究中言简意赅地给出了一份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在退化土地上种植9亿公顷森林（大约一万亿棵树）的固碳潜力相当于当前大气中25%的碳，这足以帮助地球实现2015年《巴黎协定》提出的1.5℃温控目标。
尽管热情可嘉，但要实现这个目标绝非易事。在某些情况下，再造林反而弊大于利：规划不当和草草执行的项目可能会增加温室气体释放量，给人类和生物多样性带来损害。过去的成功与失误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经验，证明合适的地点选择合适的植物至关重要——这在当下地球日渐变暖的情况下变得越来越难，同时还要确保项目以当地社区为核心，由他们负责种植和维护森林。
吸取前车之鉴，保护现有森林
在所有推动大规模造林的全球危机中，气候变化是最近的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战斗给法国东北部地区留下了满目疮痍，在途径此地的飞行员看来好似月球表面一样。战后，法国政府在这里种植了3600万棵树，也就是后来的凡尔登森林。如今，这里生长了包括稀有兰花在内的各种植物，同时还有蝾螈、青蛙和黄腹蟾蜍等欧盟保护动物。
但是，并非所有战后的植树项目都带来了好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开展了雄心勃勃的植树行动，希望借此减少陡峭山地的滑坡灾害，并补充因战争而消耗殆尽的主要建筑材料。他们选择了两种本土针叶树种，用快速生长的常绿树取代了原生阔叶林，有时甚至是将原本生长着的树砍掉。最终，这种常绿林面积占到了日本森林总面积的近一半，构成了一个几乎毫无生物多样性的环境。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万亿棵树平台1t.org联合主任尼科尔·施瓦布（Nicole Schwab）说，保护现有森林是造林运动的主要目标。自人类文明出现以来，地球上约一半的树木已经消失，农业生产扩张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2014年至2018年间，热带原始森林以每年平均86万公顷的速度遭到破坏；过去十年，热带森林砍伐速度增加了44％，由此带来的碳排放规模可想而知。
1t.org提出了“保护、恢复、生长”的行动准则，得到了致力于保护本国森林的世界各国政府以及越来越多企业的支持。施瓦布说：“我们关心的是[森林的]生长（growing），而非单纯的种植（planting）。”最终这些国家的承诺需要体现为政治意愿。
巴西政府于2002年开始积极推广森林保护计划，将一些公园和荒野纳入了保护，并给予它们更多的执法资源。还有些地区则交给了土著居民管理。结果是，从2004年到2019年，巴西森林砍伐率降低了80％。紧接着，2019年1月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就任巴西总统。此后的一年中，科学家们发现巴西的森林面积减少了100多万公顷，流失速度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关键是要停止森林砍伐。但是，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计算，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以内还有赖于恢复前文提到的9亿公顷退化土地上覆盖的森林。上述《科学》杂志上研究的作者表示，如果措施得当，再造林可以储存2050亿吨的碳。
尽管国家、州省和市县各级的植树热情都很高，但一些项目却并没有遵循长期成功所需的科学标准。
即便是采用了最合适的种植方式……也迫切需要立即停止打着‘开发’旗号在高韦里河森林进行大规模盲目的破坏行动。里奥·F·萨尔达尼亚（Leo F. Saldanha）
在印度西南部的卡纳塔克邦（Karnataka），当地环保人士对在高韦里河（Cauvery）流域种植20亿棵树的计划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这种单一种植模式将使溪流枯竭并破坏已经受到威胁的栖息地。印度环境正义联盟（Coalition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India）的里奥·F·萨尔达尼亚（Leo F. Saldanha）写道：“即便是采用了最合适的种植方式……也迫切需要立即停止打着‘开发’旗号在高韦里河森林和流域进行大规模盲目的破坏行动。”
跟二战后的日本一样，还有些地方也曾犯过单一种植的错误。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西部就像是种植玉米一样，按照12英尺（约3.6米）的间隔整齐划一地种下一排排的人工林，而且往往树种单一。它们取代了之前物种丰富、空间多样的森林。这种做法造成的破坏不仅仅是失去了本地混合针叶林中茁壮生长的各种野生动植物。美国林务局（Forest Service）研究员马尔科姆·诺斯（Malcolm North）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单一树种人工林可能对西部地区近几年来某些罕见山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2013年美国发生的“环火”（Rim fire）烧毁了美国林务局再造林项目中的一片25年树龄的美国黄松（Ponderosa pine）。诺斯说，这些同龄同种的幼树极易燃烧，并导致大火在两天内迅速蔓延，最终过火面积达到10.4万公顷。
如今，总部位于美国的森林保护组织美国森林（American Forests）将每个再造林项目都视为一个学习实验室——因为这个过程中融合了气候如何变化、树种为何具有气候韧性、以及如何在特定区域内使它们达到最佳分布等多方面的科学。
根据该组织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贾德·戴利（Jad Daley）的说法，我们正处在一个既有希望、又有能力的特殊时刻，需要通过实地科学、本土知识和长期承诺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深深恐惧。
同时还负责1t.org美国分部工作的戴利表示：“如果我们做对了——如果我们选择了合适的地点并掌握了正确的科学信息——我们就可以通过重新种植森林，一并解决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和水危机。”
植树造林应以社区为核心
世界各地的植树造林工作一直都在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中国就是一例。1978年，中国启动了有着“绿色长城”之称的“三北”防护林计划。它所引发的植树热情至今无可匹敌。该计划的目标是通过种植3500万公顷（与德国国土面积相当）树木，减少来自戈壁沙漠的季节性沙尘暴。但是在建设过程中也发生了杨树大面积死亡的问题。林业专家侯元兆在2014年接受中外对话访谈时表示：“当年没有经验，当时的林业科技未能搞清楚防护林应当如何营造。”
这些树木都是通过速生杨树扦插栽种而成的，很容易受到天牛的威胁。尽管损失率高达50%，但栽种计划一直都在持续。事实上，这个项目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12％增加到了近22％，这让中国在化荒地为森林这件事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如果当时具备多一些的知识和更长远的眼光，防护林计划本应带来更多的回报，包括更好的沙尘暴防护、更多的固碳能力和栖息地。
如今，中国正向这个方向努力。根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千年秀林”计划，雄安新区将选择100多个树种进行混种，到2035年使雄安的森林覆盖率达到40％。这些具有生物多样性的森林每公顷可固碳32吨，几乎是同等单作林木蓄碳量的三倍。尽管中国仅有世界6.6%的植被覆盖土地，但2000年以来，中国新增绿化面积占到全球增量的25％，其中约一半来自植树造林，三分之一来自农业。
衡量造林项目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是树木能否长期存活。而这取决于当地社区给予项目的支持。马达加斯加当地的一个项目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路。自2002年以来，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岛屿已经失去了大约五分之一的森林植被，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扩张。距该国首都以东3小时路程的安达西贝（Andasibe）村生活着极为丰富的特有物种，也因此成为一处备受欢迎的旅游胜地。1999年，当地野生动植物向导成立了米坎祖（Mitsinjo）协会，致力于利用这种生物多样性来提升当地经济和生态系统的韧性。 他们开始培训当地人担任自然旅游向导。如今，那些对森林有着特殊了解的人正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提供帮助。米坎祖协会发言人雷纳·多尔奇（Rainer Dolch）说，有些人以前是狐猴猎人，现在他们则利用自己的技能保护这些濒临灭绝的物种。而小学生们正在伐木区种树。此外，该协会还帮助保护了1万公顷极具保护意义的土地。多尔奇说，这些项目正成为数百个从事森林和野生动植物保护活动的家庭的直接和间接收入来源。
尽管米坎祖的未来仍存在不确定性，但当地群众的参与也是其取得潜在成功的关键。多尔奇说：“获得当地社区的信任，不要让他们失望，这可能是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能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与马达加斯加的这个开创性项目一样，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植树造林减少碳排放的潜力是可观的，但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在美国西部等地，单一种植仍然是常态。而在巴西及其他地区，原生林仍然难逃被砍伐的命运。社区参与保护当地森林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仍然受到忽视。
树木——即便种植一万亿棵那么多——并不能阻止气候变化。但是没有树木，我们肯定无法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标。近来对保护原始森林和植树造林的关注或许说明，人们开始更加注重森林作为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基础的天然角色。施瓦布说，思维方式的转变才是拯救人类的关键。 “这就是一个意志和勇气的问题。”
翻译：Este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