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张力持续加增，去全球化的趋势仍在继续，应对全球气候危机需要的集体行动难上加难。疫情导致国家间的隔离和疏离、俄乌冲突带来相关各方的对抗与角力、中美关系呈现自1979年建交以来最为紧张的局面,造成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排放体之间的合作匮乏等，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让世界充满动荡不安。这也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更大的挑战，因为应对气候问题所需要的信任与合作在当下变得尤其困难。
最近一个月，中国在气候外交方面的活动频繁，不仅在《中法联合声明》中有诸多两国气候合作的切实内容，还与巴西签署《中巴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中国高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候任主席苏尔坦、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会谈中均有提及在气候变化方面加强对话和合作。在当今复杂动荡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中国的气候外交活动明显有助于增进欧洲、拉美对中国的正面认知。同时，通过积极投入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气候外交以及多边合作，中国可以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活力与动力。
自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以来，中国重视双边气候合作，在中美关系紧张期间气候议题依旧是双方努力维持合作的”安全地带”，虽遭挫折至今仍未完全”沙化”。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坚持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重视气候问题，希望通过双边或多边气候外交在国际气候治理层面找到合作空间并贡献力量。笔者认为，中国积极投入双边和多边气候外交，有助于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气候政策与行动。当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的作为与成就被外部世界看见并认可，会形成良性互动，中国气候乃至全球气候治理都将因此受益。
大国合作
气候问题是系统性的问题，需要系统性的力量来解决，任何一国都独木难支。
从排放数据上看，大国合作对完成《巴黎协定》的承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2021年，碳排放排名前六的国家（中、美、欧、印、俄、日）的排放量占全球碳排量约68%，中美欧三国的碳排放量占比超过50%。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中美合起来的碳排放量占据全球总量的40%以上，这意味着，没有大国间的协调合作，全球气候治理难以为继。
从行动力上看，大国合作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应对气候危机是一项集体行动，回顾该行动的历程会发现，尽管中间历经曲折和反复，但大国协同合作、率先垂范的作用显著。欧盟曾一度在议题设置、技术储备以及气候目标的设定与践行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例如，2020 年 3 月，欧盟将其碳中和目标写入法律，许多国家纷纷效仿；而中美气候合作曾做为全球气候治理顶层设计的主要推动力，最终促使《巴黎协定》的达成。
然而，全球气候治理中存在东西南北之间的信任赤字。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方面，”谁根据什么做哪些”以及”谁先做、谁后做”等问题已喋喋不休地争吵了几十载。无论是发达国家内部，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亦或是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彼此之间的信任赤字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显而易见的牵制。
最明显的莫过于绿色气候基金的资金问题，201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设立了绿色气候基金（GCF)，规定发达国家应在2010至2012年间出资300亿美元作为绿色气候基金的快速启动资金，并在2013至2020年间每年出资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然而目前有关气候资金支持的定义以及统计、报告、核算制度仍不够清晰，关于哪些资金支持应该纳入核算也仍存很大争议。
据经合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称，2020 年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提供并撬动了 833 亿美元，今年有望实现每年 1000 亿美元的目标。
领导力的匮乏也是应对气候危机的重大障碍。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常起到率先垂范作用，无论在理念还是行动方面，常走在世界前沿，但往往也因为诸如自身经济发展难题、内部凝聚性和团结力不足等各种困扰和难题，表现得心有余力不足。美国则囿于国内政治极化，导致其对气候议题的应对如过山车般猛烈摇摆，民主党亲气候议题，共和党反其道而行之。特朗普任期内推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在气候问题上各种”倒行逆施”，这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和领导力，阻碍国际气候治理的健康发展。自 2021 年上任以来，拜登总统在气候行动方面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立法和支出。 但是，谁也不能保证特朗普不会回来。
在地缘冲突明显、大国博弈激烈、安全危机频仍、信任赤字扩大与领导力匮乏的局势下，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不断增加，留给人类应对问题的时间窗口愈来愈小，全球气候治理因此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尤其值得重视。中美自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虽有起伏，但经历危机后总是很快恢复昔日外交动力与活力。
1997 年以来中美重要气候合作时间表
1997年
江泽民主席访美，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能源和环境合作倡议书》。
1998年
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两国就签署《中美城市空气质量监测项目合作意向书》达成一致。
1999年
中美双方签署《关于清洁大气和清洁能源技术合作的意向声明》分析了美国向中国转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技术的障碍，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2003年
中美成立了气候变化工作组，促进两国在气候变化科技方面的合作。
2006年
两国元首共同倡导启动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两国最高领导人每年会面两次。
2008年
中美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
2014年
中美签署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2015年
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联合发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2014 年和 2015 年尤为关键，因为它们为指导全球气候治理的《巴黎协定》奠定了基础。
自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气候领域互动频繁。从2021年除夕的领导人电话峰会、3月在安克雷奇的中美战略对话，到双方气候特使在春秋两季分别在上海和天津的磋商以及两国领导人9月份再度通话、11月中美两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上发布《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交锋也好，协商也罢，气候问题从未缺席，在磕磕绊绊中向前推进。
然而，自疫情爆发以来，中美关系持续下滑，如”自由落体”般急速跌落。诚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指出：”自特朗普执政后期开始，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双方在贸易、科技、军事及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博弈不断升级。拜登上台后保留了特朗普时期大部分的对华政策，但手法上更注重通过建立护轨管控对华关系。现在，拜登第一个任期已经过半，中美关系因为俄乌冲突、台海紧张局势以及美国推动的科技脱钩而不断恶化。”中美原计划在2022年9月共商有关甲烷减排、清洁电力、循环经济和城市气候行动等问题，但随着2022年8月佩洛西访台，相关工作只得暂停。最近有报道称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将访华，或许新的曙光会再次来临，让中美气候外交得以重启。
推进多边气候外交
尽管中美气候外交暂时停滞，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中国在双边和多边气候外交领域一直稳步推进。
根据中国生态环境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信息记录，中国在过去几年间在气候领域不断拓展交往范围，与欧盟、东盟、非洲国家、金砖国家等保持着气候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还参与了”第二届中日韩碳中和论坛”等多边气候外交。
最近几个月，中国与多国在气候方面互动频繁。中法两国4月份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联合声明》共有51条内容，共同应对气候问题就占8条； 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放在中法两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部分，为两国气候外交的顺利开展奠定良好基础，提出很多具体的可操作事项。例如第36条指出：中法两国愿开展合作，解决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融资困难问题，鼓励其加快能源和气候转型，支持其可持续发展。中方将出席2023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融资契约峰会。法方将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4月，中国还与巴西发布了《中国—巴西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其中有几条内容特别值得关注，例如：中巴两国决心进一步加强多边主义，包括同”77国集团和中国”所有伙伴一道，以期建立一个集体性、反对单边主义和绿色贸易壁垒，并坚定立足于国际社会团结合作价值观的气候团结典范；中巴继续敦促发达国家兑现其尚未履行的气候资金义务，做出他们远高于每年1000亿美元的新的集体量化目标承诺，并提出清晰的适应资金翻倍路线图。
气候措施：从内政到外交
准确评价中国气候外交以及未来的走向，不仅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而言，也同样重要。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能源结构偏煤，科技基础能力较薄弱。2012年至2021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5%的经济增长。如此情况下，中国为实现双碳目标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值得被看见、被重视。
回顾气候议题在中国内政外交历程中的发展与变化，尤其近几年在机构设置、人员安排、资金投入、政策倾斜等等方面，则会发现尽管伴随着一些批评与质疑。中国在应对气候问题上依旧呈现出积极主动、投入负责，且可持续性的内政外交之举措。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2年底，中国新增风电、太阳能、水电装机容量远超煤炭新增装机容量。 同时，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达到1.1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占总用电量的13.8%。 中国发电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同样在2022年，煤电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从过去的65-70%下降到58.4%，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上升到36.2%。
近期中法和中巴的联合声明奠定了积极合作的基调。外部世界能否给中国应对气候问题一个客观公正的看见与评论，能否看到中国在应对气候问题上的努力与成就，并积极寻找合作点，互相取长补短，让彼此间的合作成为主旋律，并不断深化和扩展这种合作范围，其影响非常深远。只有在这种彼此看见与接纳的态度立场中，对华气候外交才会有愈来愈多的合作空间，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也会因此更光明,充满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