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告诉中外对话,在即将举行的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等危机的全球金融峰会上,中国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
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将于6月22日和23日在巴黎举行。主办方法国希望改革全球金融体系,让发展中国家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近70个国家面临债务危机,其中许多国家不仅备受极端天气影响,还难以实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2015年通过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改变现状
早在在去年11月的埃及COP27气候谈判和印尼G20峰会之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就提议举办这次峰会。
上述提到的两场活动中,各个相关方都强烈呼吁各国团结,重新调整国际金融机构对低收入和脆弱国家的支持。许多人认为,当前的体系已无法帮助这些国家应对新冠疫情、俄乌战争、能源危机和货币通胀等“多重危机”的同时,发展社会和经济。
这次峰会,预计将有10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包括在推动金融改革纳入气候变化议程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的巴巴多斯总理米娅·莫特利(Mia Mottley),加蓬总统阿里·邦戈·翁丁巴(Ali Bongo Ondimba)和欧洲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
今年四月,马克龙访华期间中法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中国确认将参加此次峰会。声明还“表示”中国将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峰会。然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会前往巴黎仍不清楚。
这次峰会将在布里奇敦倡议(Bridgetown Initiative)的基础上展开。这个倡议由米娅·莫特利在COP27上发起,呼吁全面改革80年前建立的布雷顿森林全球货币体系。
其中一个重点是多边开发银行(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下简称MDB)的改革。机构如世界银行能好为政府提供长期、可负担得起的融资,用于私营部门不愿意融资的项目,如道路、铁路和桥梁。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Boston University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主任凯文·加拉格尔(Kevin Gallagher)在接受中外对话采访时表示,目前MDB的规模“不足以满足需求”。
目前MDB的规模“不足以满足需求”。凯文·加拉格尔,波士顿大学
此外,他指出,它们的政策“与绿色和包容性发展不一致”。另一个问题是,“与那些不愿借钱的西方大国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声量和展示机会很小”,他继续说道。
莫特利在COP27大会上强调了另一个问题:“发达国家借款的利率在1%至4%之间,发展中国家则在14%左右。然后我们好奇为什么这些能源合作不起作用?”此外,高通胀意味着借款成本不断增加。
这些问题在今年四月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春季会议上引起了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联合国机构,负责监督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发展。世界银行的指导委员会和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都敦促今年进一步改革,提高该银行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挑战的能力。
今年早些时候,法国官员在参加一场由总部位于巴黎的智库机构发展融资实验室(Finance for Development Lab)组织的线上座谈会时,宣布了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的重点任务,包括:
• 帮助面临短期困难的国家、特别是负债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恢复财政空间
• 促进低收入国家私营部门发展
• 鼓励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基础设施投资,推动能源转型
• 为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调动创新融资帮助。
负债太多,气候融资太少
在中国和欧洲设有办公室的绿色咨询公司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for Global Decarbonization Progress,简称iGDP)董事莫争春(Kevin Mo)告诉中外对话,巴黎峰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债务重组和气候融资达成共识。前者涉及改变贷款条件,从而降低其偿还难度。
气候融资不足由来已久,这也是过去十多年中国际气候谈判的核心议题。
发达国家是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作为历史上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它们未能兑现2009年做出的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的承诺。这笔资金原本是用来支持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减少排放。
在去年的埃及气候会议上,发达国家面临压力,要求他们设立一个单独的“损失与损害”基金,以帮助弱势国家应对海平面上升等气候变化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后果。但资金由谁来提供以及基金的规模目前尚不清楚。
除了气候融资不足之外,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开始显现,加剧了它们实现碳中和的复杂性。
“关键的一点是,非洲国家债务的增长并非因过度借贷,而是因为利率上升,”在中国和非洲均设有办事处的睿纳新国际咨询公司(Development Reimagined)的分析师杰德·斯卡夫(Jade Scarfe)告诉中外对话。
全世界的金融机构为了平抑由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推高的通胀,纷纷提高利率。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也增加了。
债务危机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密切相关,因为陷入债务困境的国家往往是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斯里兰卡和赞比亚就是这样的两个国家。它们都发生了债务违约,这意味着如果受到灾害袭击,它们获得贷款的难度和成本都会更高。
巴基斯坦是另一个例子。已经背负债务的巴基斯坦在去年夏天遭受了洪水的重创,损失了超过100亿美元,进一步滑向债务违约的泥潭。
当国家难以偿还债务时,它们就会没有足够的资金投资碳减排、气候适应和其他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例如,尼日利亚去年遭遇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洪灾,不得不将全部税收的96%用于偿还债务。
中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过去约两年中,债权国和多边债权人一直试图通过G20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为发展中国家的数千亿美元债务寻找重组方式。但是这些谈判一直处于僵局。
发展融资实验室执行董事马丁·凯斯勒(Martin Kessler)告诉中外对话,中国在巴黎峰会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双边债权人。
凯斯勒表示,中国与巴黎俱乐部(Paris Club)在观点上存在较大差距。巴黎俱乐部成立于1956年,是一个债权国非正式组织,其任务是寻找解决债务国偿付问题的可行方案。巴黎俱乐部成员主要是发达国家。
中国正面临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要求其减记部分债务国的债务。但中国坚持认为,MDB和其他债权人也应提供债务减免和重组。这与西方国家普遍的观点冲突,他们认为,为了维持其最高信用评级,MDB应该豁免债务减免——毕竟要想为发展项目提供优惠贷款(即在比市场贷款条件更优惠)就必须维持最高信用评级。
“问题是,中国如何和这个俱乐部一道,以改善债务重组的共同框架。” 凯斯勒指出。
一些专家指出需要认识到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努力达成协议。
iGDP的莫争春表示,中国处理贷款的方式,如借贷模式、主权与商业借贷分类,同巴黎俱乐部成员国的传统借贷方式有所不同。他认为中国同巴黎俱乐部成员和私营部门债权人的协商过程是一个就债务管理达成“新共识的过程”。
中国计划派遣“高级别”代表参加巴黎峰会的事实显示了其参与债务重组讨论的意愿,莫争春表示。
他补充说,如果各方能在巴黎就气候融资和债务重组取得“某些”协议并达成一些“快速进展”,这将为9月份的印度G20峰会和11月和12月在迪拜举行的COP28集聚动能。
“建设性合作”的机会
凯斯勒强调,中国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方式做出贡献: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简称SDR),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一种储备资产。
202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其成员国分配了6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以帮助它们从疫情中恢复过来。然而,由于特别提款权是根据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的大小来进行分配,非洲国家只获得了330亿美元,仅占总额的5%。
同年晚些时候,中国表示“准备”将价值1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即其配额的四分之一,用于支持非洲国家的复苏。
凯斯勒认为,在中国和其他各方之间存在“ 很多建设性合作”的机会,特别是在转借特别提款权方面。
凯斯勒所在机构与睿纳新国际咨询公司近期联合发布的报告建议,中国应通过非洲开发银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而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借这100亿美元资金,以确保这些贷款真正用于非洲。
波士顿大学的加拉格尔表示,中国可以继续在巴黎支持解决MDB问题的政策。
“他们一直主张增加MDB的实收资本,将政策转向基础设施和工业,并推动让贫穷国家有更多话语权,”他表示。他还补充说,中国还可以成立自己的机构,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选择,为MDB提供更好的模式”。
据加拉格尔所知,中国从一开始就在这次峰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不仅会参加峰会,还安排了后续会议,以确保峰会上的决议得到落实,”他表示。
多位中国学者表示,中国可以通过加大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投资来发挥作用,特别是利用中国和投资接受国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资源。尤其是在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中国私营企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将大有可为。
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教授强调了中国在推动全球绿色金融方面的“重要作用”。她特别指出中法联合声明中提及此次峰会和气候合作的重要性。
王遥告诉中外对话,这些信息“这充分展现了中法两国针对解决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融资困难问题,鼓励其加快能源和气候转型,支持其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决心与意愿。”
她补充说,中国可结合自身绿色金融发展之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并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助力国际绿色金融标准进一步协同。
翻译: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