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常有研究认为，土著和本地社区在推动有效和公平的生态养护和环境保护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全球范围内，直接用来帮助他们，或用在一些支持他们的土地保有权和森林管理项目上的国际气候援助资金只有不到1%。
印尼是一个有着7000万土著和1300多个不同族群的国家。今年5月，该国启动了一项新的、旨在填补上述差距的倡议——努桑塔拉基金（Nusantara Fund）。该基金将根据土著和本地社区的需求和愿望，直接向他们提供气候资金。
该基金由印尼三大土著人民和民间社会组织创建：代表2422个社区2000万人的群岛土著联盟（Indigenous Peoples Alliance of the Archipelago，AMAN）；由143个农业组织组成的土地改革联合会（Consortium for Agrarian Reform，KPA）；以及由487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该国最大的环境组织印尼环境论坛（Indonesian Forum for the Environment，WALHI）。
群岛土著人民联盟秘书长露卡·桑博林奇（Rukka Sombolinggi）表示，基金将根据社区确定的优先事项决定资金的使用，而不跟着支持组织的优先级操作。她说：“这不光是因为我们出钱，他们做事，而是取决于他们的优先事项。”
到目前为止，努桑塔拉基金已经从各种国际捐助机构那里获得了300万美元的资金承诺，其中就包括福特基金会和帕卡德基金会（Packard foundation）。它的目标是最终吸引2000万美元。
在很多方面，把300万美元给到社区手上，比给世界银行项目2亿美元更有效率。大卫·凯莫维茨，国际土地和林权组织首席项目官
致力于保障土著和本地社区权利的国际土地和林权组织（International Land and Forest Tenure Facility）首席项目官大卫·凯莫维茨（David Kaimowitz）说：“我们听到各种承诺，什么给这个项目投入10亿美元资金啦，政府会给那个项目投入数亿美元之类的，但就这个消息而言，它告诉我们，花很小的一笔钱，就可以办大事。在很多方面，把300万美元给到社区手上，比给世界银行项目2亿美元更有效率。这就是这个消息告诉我们的。”
凯莫维茨认为该基金是一项重要的创新，可以让本地社区更好地组织起来。他说，社区组织是解决气候和食物系统相关问题的关键。他提到了一个环境和社会组织联盟2021年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在土著和本地社区管理的所有土地中，有91%处于中等或良好的生态状况。凯莫维茨说：“这远远高于平均水平，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团体管理的许多森林比人们认为的要好。”
凯莫维茨表示，这个新基金很重要，因为它不那么官僚。具体而言，就是在社区拿到资金之前，流向不同的组织、政府机构或顾问的“流失”资金可能要少。这些直接流向社区的资金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通常无法获得类似资金。
直接向社区注资
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直接为社区提供资助的机制有所增加，包括巴西和中美洲的一些举措。
凯莫维茨解释道：“其中许多基金都是直接资助社区，但资金来自半政府性质的组织。就像拉丁美洲的美洲基金会（Inter-American Foundation），它由美国政府出资，直接资助基层团体。它们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且有大量的记载。但努桑塔拉基金与此不同，它是由小农户和土著组织自己直接管理。”
他补充道，努桑塔拉基金“有一些方面以前从未尝试过”，证明其成效的证据需要及时评估。“但我们可以说，其他类型的基金，直接为土著和本地社区提供资助的其他类型的资金，已经得到了研究，并取得了积极的结果。”
与国际银行或政府机构管理的融资机制不同，AMAN、KPA和WALHI成员的提案获得批准后，努桑塔拉基金会直接将捐助者提供的资金转给他们。WAHLI领地保护和发展部门负责人乔丝·乌斯莱尼（Chaus Uslaini）解释说，这些组织将充当担保人，确保受赠人是其成员，并进行监督，以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她继续说道：“如果社区有自己的联合银行账户，那么这些钱将直接打到这个账户上。”如果没有，“他们应该提供一份由村里或专门为此召开的会议签发的信件或文件，指定属于该成员的账户作为资金的接收方，并且资金要专款专用。”
为了测试努桑塔拉基金的机制，自2022年12月以来，三个组织在印尼各地选择了30个地点开展试点项目，目地是看看该机制是否易于申请、易于理解，并最终有利于人民。
这些项目的资金可用于实现五个目标：绘制社区土地区划图；经济支持；森林和环境恢复项目；教育；以及支持与政府官员或顾问等其他利益攸关方建立联系。
例如，在西爪哇省的伊本村（Ibun），一个由村民管理的社会林业商业团体KUPS Bukit Rakutak Sauyunan与WAHLI一起提交了一份提案，打算建设一个咖啡加工厂来改善当地经济。
乌斯莱尼说，该团体作为一个组织有“明确的法律手续”，这是决定给其拨款的关键因素。“其次，他们有明确的土地管理规划，划分了咖啡生产管理区和保护区……将土地进行不同分区，可以更好防止环境破坏。”
她补充说，KUPS Bukit Rakutak Sauyunan已收到5000万印尼盾（3340美元）用于建设咖啡加工设施。该组织还进一步计划在农林业方面开展能力建设项目，如种植鳄梨、肉桂、卷心菜、柠檬和桉树等作物。
KUPS Bukit Rakutak负责人阿米尔·罗希马特（Amir Rohimat）说，他们很感激能够建造这座加工设施，因为销售加工咖啡豆比未加工过的更赚钱。
罗希马特说：“我们还用这笔钱来提高农业技能，因为这些地方以前很贫瘠，只有灌木丛，而且（我们）曾遭受很多洪水。土壤过于沙质，所以很难耕种。但是，在WALLI的帮助下，我们接受了指导和培训，学会了如何在这类土壤上种植。”
支持两性平等
AMAN的露卡·桑博林奇表示，该组织相信村里最了解自身的需求，而且风险将共同分担。她解释道：“我们所做的是研究如何快速响应（他们的需求）。有些村庄只需要一点支持来，比如说，收割。有些社区则优先发展教育，因为这是一项长期投资，有些社区希望绘制地图。”
例如，KPA选择资助西爪哇省尖美士（Ciamis）的巴巽丹农民协会（Pasundan Farmers Association，SPP）。他们曾提议扩大旗下“真正土地改革学院”（True Agrarian Reform Academy，ARAS）对培训计划——通过增加农村妇女的培训数量，帮助她们掌握耕种土地和主张自己权利所需的知识和领导技能。
ARAS是KPA于2019年为其成员成立的一所学院，旨在为女性农民提供教育，希望她们能成为土地改革的倡导者。学院为她们提供土地改革和土地权利相关的法律指导，并帮助她们树立信心，成为这方面的领导者。
KPA秘书长黛维·卡尔蒂卡（Dewi Kartika）表示，他们选择巴巽丹农民协会作为努桑塔拉基金的被援助方，是因为该协会对讨论性别平等持开放态度，包括承认男女农民对土地的平等权利。
尽管KPA有89个农民组织成员，而且认为妇女是土地改革运动背后的驱动力，但他们仍面临着女性代表的“危机”。
她补充道：“我们希望能够将这54名女性骨干，能从ARAS部署署到其他地区，尤其是需要灵感和建设能力的组织。”
西蒂·苏拉尼（Siti Suryani）是被选入ARAS的女性之一。她表示，她加入的原因是想帮助其他女性获得能力，让她们看到自己也可以像男性一样成为领导者，而不应该仅仅因为性别就受到排斥。
苏拉尼说：“ARAS是一个表达志向的地方，我们曾经被排斥，在这里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获得积极的反馈。女性应该成为伟大而自豪的领导者，而不再仅仅是在厨房里观望。”
打破迷思，解决问题
AMAN的露卡·桑博林奇表示，该基金将打破一些迷思——如“不能将资金托付给土著和本地社区”，或者“他们缺乏资金管理能力”等。
她说：“一直以来，有很多人说我们（土著和本地社区）缺乏能力，我们无法扩大规模。”她还说，人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在数量上”比大型生产商的规模小。“但这些数字，尽管（单个）很小，但个体很多。我们也知道，那些规模大的通常会倒闭——看看大公司是如何倒闭的。”
桑博林奇表示，AMAN可以在短短三个月内转移支付多达35万美元的资金，因为它相信自己的每个合作组织都是其各自领域内的专家。这就减少了长时间磋商、培训或第三方参与的必要性。她还说：“我们在不同的村庄都有成员，只需一次协商，就可以邀请数千人。如果这被列入政府的议程，那就不一样了。”
大卫·凯莫维茨说，这一融资局面与贷款的情况类似。有一种说法认为“不可能”向小农户或城里的穷人贷款。他重点提到了格莱珉银行（Grameen）的例子。这是一家1976年在孟加拉国成立的社区发展银行。他们称自己为“穷人银行”。为了缓解贫困和为边缘人群赋能，这家银行为无抵押品的人提供小额信贷。
凯莫维茨说：“我们发现，通过格莱珉银行和所有这些实地的创新，可以以低成本和高收回率向亿万人提供资金，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这（努桑塔拉基金）是一样的。”
福特基金会主席达伦·沃克表示，努桑塔拉基金直接支持土著和本地社区，增强他们管理自然环境、减少排放、丰富当地经济和管理关键资源的能力，以造福所有印尼人，甚至是全球气候。
沃克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该基金还将有助于实现印尼（在《巴黎协定》中）的国家自主贡献和实现碳中和。”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