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50岁的巴特森格（Battsengel）生活在蒙古国南部的南戈壁省汉博格德县，这里与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直接相邻。从20岁起，他就以放牧为生，然而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沙尘暴让他已经持续了三十年的生计变得难以为继。
“从2004年开始，降雨就变得越来越少。到2015年的时候，由于降雨的间隔变得非常大，干旱发生的间隔变得更短，沙尘暴已经变得越来越频繁，牲畜死亡的情况也越来越常见。” 巴特森格说。
科学家警告称，蒙古国可能已经跨过气候临界点，这一地区的暖干程度260年来前所未有，气候变得越来越干的状况可能已经不可逆转。
失去水分的土壤为沙尘暴的形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作为东亚重要的沙源地，蒙古环境恶化带来的影响已经外溢到与之相邻的中国。
在距离巴特森格家 850 公里外的北京，今年多次光临这里的沙尘暴在各大社交媒体上频频刷屏。在北京之外，一场接着一场席卷中国北方乃至江南的沙尘暴，让人们无法再忽视邻国日益恶化的环境。5月，中蒙有关部门就设立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达成共识，两国在治沙领域的交流合作正在展开。
中国今年沙尘天气偏多，蒙古是重要原因
蒙古沙尘暴影响中国并非新鲜事。早在2021年3月，一场造成10名牧民死亡的特大沙尘暴在席卷蒙古国大部分地区之后，也南下波及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只是今年3月以来，情况更为糟糕。
在生态环境部的5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副司长蒋火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今年1-4月，中国共发生12次沙尘天气，其中6次集中在4月份，蒙古国南部戈壁荒漠区和中国西北沙源地是主要的沙尘源。
根据中国气象局，最强的一次沙尘过程出现在3月19日至23日，这是2000年以来3月第3强的沙尘过程，影响面积超过485万平方公里。这次强沙尘过程发生之后不到一个月，4月9日至13日，中国又经历了一轮大范围的沙尘天气。这一次，沙尘天气远及长江以南地区，因此受到了广泛关注。
蒙古国对北京沙尘浓度的贡献可达七成，对东北地区和中东部其他地区的沙尘浓度贡献超过五成。蒋火华，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副司长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信息，今年最强的两次沙尘过程均主要起源于蒙古。蒋火华称，蒙古国对北京沙尘浓度的贡献可达七成，对东北地区和中东部其他地区的沙尘浓度贡献超过五成。而且，蒙古国南部及中国西北地区沙源地今年春季气温较同期偏高，而降水偏少，反常的高温干旱天气为沙尘的生成创造了绝佳的条件。
当然，除了蒙古国的沙源，国家气候中心、国家气象中心认为中国今年沙尘天气偏多，也有其他方面原因。如亚洲冬季风可能重新进入二十年至三十年一遇的强周期，更强的季风可能使春季通过沙源地的地面风速增加，让沙尘更容易被吹起来；今年3月以来北极地区的极涡较常年同期偏强，同时蒙古气旋活动也更强，大气环流形势有利于沙尘的输送。
“今年中国的沙尘特别集中、频繁，受蒙古国的影响比之前更大，这是今年的特殊情况，还是气候变化下出现新的规律，有常态化的趋势，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观察的问题。”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简称IPE）主任马军告诉中外对话。
但蒙古国自然环境恶化带来的影响毋庸置疑。
蒙古荒漠化加剧，可能已过气候临界点
恶化是伴随着蒙古的经济发展以及气候变化发生的。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为了摆脱贫困，蒙古开始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出口矿业和畜牧业。此后，蒙古草场始终面临着过度放牧和无序采矿的破坏。
据《南方周末》报道，蒙古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82年到2022年，蒙古国的牲畜数量从2480万头上升到了7110万头，远远超过了蒙古草原的承载力。蒙古国气象水文和环境研究所2018年的统计显示，蒙古全境有一半以上面积的草场承载力超标2-5倍，有9%的草场超标5倍以上。
过度放牧造成草场退化之外，出口矿业的兴起也使得草场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
作为矿产资源大国，蒙古超过90%的出口收入来自矿产品或矿物资源，外商直接投资80%集中在采矿行业，行业占全国GDP的比重达到26%。为了吸引外企对矿业投资，蒙古政府制定的《土地分配法》规定，如果矿业公司为移民提出赔偿而牧民拒绝的话，后者将丧失所有土地权利。
牧民巴特森格所在的南戈壁省，便是蒙古重要的矿区之一。在2000年以前，这一地区只有一家国营煤矿；但在接下来的20年里，随着外国资本的涌入，这一地区现在运行着12座大型矿业，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铜矿和金矿之一。
在巴特森格以及他所在社区的其他牧民看来，采矿是当地沙尘暴变多的关键原因，生活在当地的牧民家庭已经深受其害。
“采矿使用珍稀的地下水，导致了土壤结构的破坏，失去水分之后，自然水循环也被阻断，结果就是沙尘暴的增加，这反过来缩减了可用牧场的规模和数量。由于缺水、缺牧场，我们区的牧民被迫离开传统的牧场去到其他地方寻找可用的牧场，年轻的牧民不得不寻求其他生计来源。“ 巴特森格说。
据《第三极》报道，蒙古政府预计南戈壁省的地下水将在数年内被耗尽。
“尽管声称牲畜数量的增加导致了沙尘暴，但是我们地区的牲畜数量其实是在减少。牧民们开始让自己的孩子在采矿部门寻找工作机会，逼着他们上便宜的学校以获得技能证书。“ 巴特森格说。
“采矿对周边的环境影响是非常大的。以采煤为例，如果当地有很多含水层，煤矿是没办法开采的，必须要先把这些含水层疏干，这对地下水可以说是一种毁灭式的破坏，而且如果不对采矿的废水进行处理，还会对当地的环境造成污染。”马军解释说。
草场承受着来自畜牧业和采矿业的压力，而越来越干的气候已经让退化草场的恢复变得越来越难。
2020年，一项发表在《科学》上的研究指出，以蒙古国为主的东亚内部（Inner East Asia）可能已经跨过了气候临界点：这一地区最近20年的暖干程度在过去260年里前所未有，而且造成状况恶化的因素已经形成了彼此加强的正反馈回路——持续的土壤湿度损失加强了地表变暖和气候异常，随之而来的热浪反过来又令土壤变得更干。科学家警告，正反馈回路的形成可能意味着不可逆的趋势已经开始。
另一项研究指出，从1940年到2015年，蒙古的年平均气温增加了2.24℃，与此同时，年平均降水量却下降了7%。从1987年到2010年，蒙古高原上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的湖泊中，超过1/4已经干涸。
中蒙治沙合作仍待深化
为了扭转荒漠化日益严重的趋势，蒙古已经在采取措施——例如大规模植树造林。
2021年9月22日，蒙古总统呼日勒苏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承诺该国计划在2021年至2030年种植至少十亿棵树。这一计划被称为”十亿棵树计划”，随后在当年10月10日全面启动。
而随着今年沙尘暴在北京等地肆虐，也有民间声音呼吁中国政府加强和蒙古的合作，帮助后者治理荒漠化问题。
此前，在治沙技术层面中国已经与蒙古展开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包括举办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蒙古开展中国治沙典型技术示范等。2017年以来，中科院在蒙古国布尔干省南部开展了27公顷的治理示范项目，有效固定了当地流动半流动沙丘，增加了示范区的草本植物。
2022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时提出希望和蒙方共同探讨设立”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为蒙古国治沙提供中国技术和经验，平衡沙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
今年5月，在一轮又一轮的沙尘天气之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蒙古国林业局就设立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达成共识，明确了初步的合作规划和任务。
“中蒙之间的治沙交流目前还处于比较有限的浅层交流。蒙古是否可以直接借鉴中国的经验，还是有它自己的特殊性，这个需要通过更深入的两国之间的交流研讨合作才能搞清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殊的气候地理条件。”马军说。
作为全球荒漠面积最大、受风沙危害严重的国家，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通过采取诸如建设”三北防护林”工程、”退牧还草”等措施，实现了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由扩展到缩减的转变，在荒漠化治理上积累了不少经验。
“从政策上讲，中国大规模地推进’退牧还草’，控制过度放牧，也在牧区开展了定居的实践，尽管中间出现了一些挑战和问题，但总体上还是降低了草场的压力，有助于植被的恢复。最新的实践还包括对旱区进行生态输水，防止因为过度的农业、工业和城市居民用水导致下游河流尾闾干涸，这些工作也产生了一些经验。”马军介绍道。
另外，他认为治沙要考虑当地的自然禀赋，”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荒漠也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如果不去扰动，它的表面会形成硬壳，不容易被风吹起来。
“建议蒙古国参考中国的经验，因为我们之前也是走过弯路的。我自己亲历过在一些地区走进大片枯死树林的场景，因为这些地方为了防沙一开始只是一味地大规模种树，选用的树种并不适合，这是很大的教训。” 马军说。
感谢无界河流联盟（Rivers without Boundaries Coalition）的Sukhgerel Dugersuren对采访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