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危机产生的根源就在于金融资源被悲剧性地错误分配给那些没有考虑到环境影响的活动。如果我们希望获得一个安全的未来气候，我们就亟需重新思考怎样才能使全世界巨大的投资资源转向那些可以同时为储户带来可持续性和较高回报的能源项目。我们面对的任务虽然似乎很可怕，但是早期的迹象却预示着光明的未来。
现在全世界股市的上市公司价值加起来已经超过了20万亿美元，但是迄今为止，这笔巨大的金融财富中几乎没有多少考虑到这些公司的产品及其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成本。而且，展望未来，国际能源机构的常规商务规划显示，到2030年将有超过16万亿美元被投入世界各地的能源基础设施中，其中大部分是矿物燃料设施，并将导致增加60%的温室气体排放。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些资产将被动员起来。
因此，这个成万亿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怎样才能重塑这些旧的“恐惧与贪婪”的金融推动力，使它们能够支持而不是反对低碳的未来。
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2005年1月开始实行的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额度交易系统”就改变了金融市场对那些受到这个方案影响的公司的评价方式。这个方案创造了一个新的二氧化碳定额市场，预计每年能达到大约350亿欧元（430亿美元），很可能在21世纪头十年结束时可以上升到每年500亿欧元以上。现在各投资银行一般都会把碳成本当作影响因素之一来考虑。一位顶尖的城市分析师克里斯•罗兰德认为：“这很可能是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公用事业发生的最大变化。”
这种碳管制很可能不会像很多人希望的那样严格，但是二氧化碳配额的价格已经从2004年4月的7欧元上升到了2006年4月的28多欧元，这个价格等于英国政府对于一吨二氧化碳造成的实际危害的中间估价19英镑（28欧元）。
我们应该注意到金融市场是多么容易地接受了这种成本上的变化。天没有塌下来，资本也已经开始转向那些在未来限制碳排放的情况下处于最有利位置的公司。
气候变化与投资链
投资链上的其他部分也已经采取了行动。社会责任投资(SRI)社团成为了这次变化的前锋。我们亨德森全球投资已经发现那些能够提供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公司，无论他们提供的是清洁能源系统、能源效率提高系统或可持续交通系统，都拥有长期的发展机遇。2005年，我们也委托Trucost公司为我们的一项社会责任投资(SRI)基金项目进行一次先锋性的碳审计，这就表明把可持续性因素纳入选择投资项目的考虑之中是可以为投资者带来真正的环境收益的。
在更广的范围内，“碳排放公开项目”动员了143家领先的社会公共投资企业，他们要求世界最大的500家公司提高与气候变化有关问题的公开程度。而在最近一次在纽约召开的专门讨论气候变化危险的“社会公共投资企业峰会”中，拥有超过3万 亿美元可管理资产的二十多家美国和欧洲社会公共投资企业共同发布了一项十点建议，号召同行采取行动。这次号召促使养老金基金会、基金管理者、公司和金融管 理者付出更多努力来提供管理气候风险所需的分析和数据公布。这个组织还同意分配十亿美元用于发展温室气体排放减量带来的商业机遇。
这些都是积极的发展，但是除非引入更有技巧的政策框架，这些发展也还是不足以实现投资的平衡。尽管英国政府已经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方法，但奇怪的是还是没有投资商投资气候变化的相关项目。当然，保证碳成本反映在商品的价格中是一个必要的步骤，而大笔的基金（比如支持“气候变化社会公共投资企业组织”的基金）正支持英国达到在2050年之前减少60％碳排放量的长期目标。
市场与受到气候制约的世界
但是要真正从金融的角度“联合”起来，我们的政策还必须考虑到投资链里的其他环节。现在的金融规范远远地落在了经济现实的后面，这就意味着各公司仍然可以不公布潜在的碳成本和责任就在世界顶尖的股市上市。我们需要填补这个缺口。
此外， 投资商的责任需要与这个受到碳制约的世界保持一致。社会公共投资的管理者——无论是养老金还是共有基金——都要受到信托责任的制约，这就能保证他们会小心 谨慎地按照最终受益人的最大利益来进行决策。一般大家都把这个目标解释为短期收益的最大化，但不考虑更大的社会或环境现实。气候变化的严酷现实——还有其他可持续性方面的威胁——都应该促使政府把以上所说的那个目标重新进行现代化的解释。我们可以从长期应用的“谨慎投资者规则” 中再次得到启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者都应该在考虑气候现实的时候重新强调小心谨慎这个古老的美德。
由于金 融市场的情绪性变化，现在投资者们都逐渐意识到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巨大风险和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中存在的可能发展机遇。政府通过重新制订金融规定和投资商的 责任来考虑碳问题，不仅能够使得气候目标更有可能实现，而且也可以在出现全球养老金危机时保证有稳定的投资收益。收益是很明显的，它值得我们花费至少20万亿美元。
尼克•罗宾斯是伦敦市“亨德森全球投资”的社会责任投资研究项目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