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暖是当今世界上头号问题之一。它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存环境，谁也不可能逃脱气候变暖所造成的影响。人类社会中的先知先觉者开始考虑气候变暖的后果已经有大约三十年之久。近来其影响越来越大，成为环境保护问题中的重大课题，也成为国际政治中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吸引了许多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进来。
据我所知，对气候变暖准确的科学描述还有许多争论。本世纪之内大气温度会上升多少至今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因而在生物界将造成多大的后果也更没有比较一致的意见。至于气温上升的经济后果则更是一笔糊涂账。现在下决心采取防止措施可以花多大代价当然是人云亦云，莫衷一是。大多数学者持谨慎态度，主张宁可花更多的钱预防，也犯不着冒太大的因为无知而造成的风险。下面我想用比较客观的、逻辑的分析，对气候变暖谈谈看法。
首先要说明气候变暖问题的性质。气候变暖之所以成为问题，并不是人类和生物界热得受不了，而是一个适应不适应的问题。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现在这种温度对人类和生物界是最优的，也许温度高一些更能够造福人类，这并没有任何结论。举例讲，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有利于植物的光合作用，农作物可以增收。如果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一倍，土豆小麦等作物的产量能够增加２０－４５％。而且光合作用的过程加速，植物利用水分的效率可提高２／３，原来干旱不适于植物生长的地区变为宜农区。同时植物抵御病虫害的能力能够提高。再如由于海水变暖，部分北冰洋的港口可以全年通航，将整个改变当地的经济状况。这些分析说明气候变暖并非只有害处，但是好处坏处哪个更大，目前还说不太清。
人 类和生物界经过几百万年的适应，已经把自己调整到适应现在这种温度的状态。如果温度升高，人类将重新调整自己去适应新的温度。最后得到的结果也许更好，也 许更差。可是如果调整所需要的时间很长，赶不上气温上升的速度，人类将长期处于不适应的状态，这将造成许多不适应的后果。所以问题的性质是调整速度的比 赛。那些调整需要很长时间的变化，就成为最危险的不适应问题，而能够迅速调整的变化就不成为问题。
举例说，因为海平面上升而导致土地淹没会造成物质财产的损失。据计算，如果海平面上升４.６米，美国大陆４８个州将减少１.５％的陆地面积，有６％的人口迁移，６％的不可移动的财产损失。但这个变化将在１００年内慢慢地发生，大部分财产不等海水淹没就将自行报废。即使将损失扩大一倍，每年发生的损失只相当于政府对牛奶业的补贴，比目前的军费开支小两个数量级。更何况在未来一百年中，人类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筑堤坝，防止海水入侵。筑堤的速度远远比海水上升的速度快，而且其建筑成本并不比修地铁等工程高多少。
我 们常常为子孙后代担忧，怕寅吃卯粮把他们该享受的资源事先用光了。其实我们的子孙后代当他们出生时，他们所拥有的资本存量远远比我们出生时高。我们这一代 人（以及过去的许多代人）为他们建了许多铁路、高速公路、飞机场、港口、高楼大厦，以及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这些资本可供他们使用，因而他们不必为此做出牺 牲而能坐享其成。尤为重要的是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也远远超过我们出生时所能够掌握的。知识永远在积累，不可能倒退。由于知识的丰富，他们享受的福利很 可能比我们更好。凭借现在的知识，一个妇女坐一条几米长的小船，可以安全地横渡太平洋。而五百年前的哥伦布，动员了三条船，８７名水手，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才能横渡大西洋。这就是知识的区别。
从 宏观上看，从十九世纪以来人类进入到高速发展阶段。财富飞速地增长着，生活水平迅速地提高。各种国际组织发表的统计也说明，全球的经济，无论从总量或者从 人均来说，每年都有正的增长。有个别国家，个别年份经济出现负增长，或者平均年龄出现倒退，这些现象都和环境资源无关，而是人为造成的。像俄罗斯的人均寿 命缩短，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非洲一些国家因战乱或艾滋病而丧失人口，都是人为造成的。虽然有个别情况环境污染或资源耗竭造成对人口的损伤，但是还没有在总量上造成明显影响。所以说，只要人类不自作孽，我们的子孙后代非常可能将享受比我们更好的生活水平。
目 前真正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的，还是人类社会自我组织中发生的问题，尤其是战争、社会动乱、互相仇视、文化传统的冲突等。每年由于这些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几 百倍于自然原因造成的损失。因此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问题而非资源环境等问题。所以说我们需要认真对付的不是自然环境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是人和 人之间的问题。环境资源引起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并不是不存在，例如有些地方污染非常严重，直接影响到当地百姓的健康甚至生命。更有大片森林被毁坏，沙漠侵蚀，水土流失，自然的生态被破坏，这些问题要求我们紧急采取行动，加以改善，但是从总量统计来看还没有威胁到人类生存。相比之下恐怕社会问题远比这些更为迫切。
Akerlof 教授(乔治•A•阿克尔洛夫)很 懂得中国领导人的心理，劝说他们从道德的高度带头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样就能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的榜样。我同意，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仅取决于生产能力， 尤其要能够输出意识形态。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领袖，是因为百姓在平等自由方面的成功，因为在政治制度上政府受百姓的监督不敢胡作非为。现在美国在国际事务 中威信降低是因为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高人一等，而且漠视国际法律。中国要在意识形态上起到领头作用，按照目前的国内状况来说还差得远，这不光是减排就能 够实现的。
作者简介： 茅于轼教授是哈佛大学和北京经济学院的微观经济学家。他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程系，从1999年起担任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