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 尔·戈尔：（以下简称戈）：之所以说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是因为它影响到人类文明的生存。这是对我们道德想象力的一种挑战，看我们是否能够认识到自己事实上 影响了整个地球。当然，地球会生存下去，但是我们却要探究一下地球的可居住性。由于当前这代人所造成的恶果要由后代来承担，于是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道德挑 战：我们有这个权利吗？当然没有。我们很容易被眼前的情况所深深迷惑，满足于短期利益，从而忽视了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如果有一个原因促使人们开始做些改变 的话，那可能是因为这些影响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就能够被感知到。
希：作为前美国副总统、现任参议员，显然，你已经拥有非常显赫的地位，但是你却说在你的政治生涯里没能让民众接受上述观念，为什么会这么说？
戈： 是的，我确信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技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技巧有所长进。这并不是因为努力不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的阻力异常强大。二氧化碳是工 业文明呼出的废气，和我们生活所有的方面交织在一起。财大势大的污染制造者花费成百上千万美元来有意干扰人们的视听，企图扰乱相关观念的传播。当然，在现 代生活中有太多分散注意力的东西，我们很难长时间把注意力集中在环境危机上，事情就是这么复杂。但是，这却是我们至今所遇到的最为严重的危机，而这种危机 现在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宣讲环保观念的努力中，我有一个最忠实的盟友——现实，大自然正通过灼人的热浪、致命的飓风以及其他很久之前就被预言的恶 果，强烈地传达着这个危机信息。我认为，我们正日益接近形成一种批判性舆论，要求所有派别的政治家都赶快行动起来。
希：围绕《京都议定书》的一个道德问题是，那些从排放中受益最大的国家应该为缓和、解决排放问题付出最大的努力。你同意这种意见吗？是否可以将其推广到对现在遭受环境破坏之害的人的补偿问题上，特别是那些气候变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戈： 二战以来所有国际协定的基本构架都是一样的。富裕的工业国家首先主动承担义务，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他们处于最佳地位，可以起到领导作用，带头进行改变。 但是贫困国家缺乏进行改变的相应资源和能力，只能在富裕国家展开行动后被动地加入进程。贸易是这样的，所有的国际协定都是如此。《京都议定书》也不例外。 没错，我支持这样的构架，这是因为出于实际需要。关于当前的补偿问题，我认为这不仅是政治交易问题，也不仅是工业国家的问题。现在围绕我们所作所为的责 任，出现了一些道德问题，我们意识到并且非常清楚结果是什么。但是，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而必须集中力量，寻求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
希：当然，有的人会说，只要中国和印度没有动作，你的行动就没有意义。
戈： 事实上中国和印度也不能不加入到解决问题的行动中来。但是，要让他们参与危机的解决，我们要首先采取行动，英国已经开始行动起来，我希望美国也能开始这么 做。其次，针对中国和印度有一种固定思维，这对两国不公平。事实上，它们完全知道气候危机所带来的后果，至少很多领导人和科学家都很清楚气候危机不受遏制 的危害：北京周边的2000万人、上海周边的4000万人，加尔各答周边的6000万 人，以及更多的沿海城市居民将被迫搬离自己的家园。黄河现在有时会断流，部分原因就是黄河、长江和其他亚洲大河发源的青藏高原的冰川开始融化，速度比其他 的冰川都快。这一现象和其他后果都已经引起中印两国的注意，这其中他们自有权衡。所以我认为不能断言中印两国会漠视危机的解决。
希：如果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来说，肯定没有比美国总统更有力的位置了。那么，这会不会构成你再次参加竞选的一个道义责任呢？
戈： 这个问题问得好。花这么多时间让世界范围内的人们认识到这个危机，我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对的。我也认为没有比美国总统更有影响力的职位了。我曾经两次参加竞 选，但是没有得到这个位置。我并不完全排除再次参与政治的可能性。但是，坦白地说，我并不希望、也无意这么做，因为我发现这整个过程有害无益。在我担任副 总统期间，我还发现，要进行大胆变革，有些人必不可少，必须让民众和国会接受你，这极为重要。领袖人物的大胆和眼光是一回事，但是必须让国家做好变化和行 动的准备。也许，我的一点天分和经验最好的用途就是努力改变美国以及其他地方人们的想法，我必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