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应对稳定地球大气中温室气体储存量的挑战，《斯特恩报告：气候变化的经济学》认为，如果没有全球的减排行动，这一目标将不可能达到。全球越早采取气体减排行动，这项工作将越容易。然而，实现温室气体储量稳定是一个棘手和复杂的过程。报告认为，“很难达到全球气体减排速度高于每年1%的目标，除非发生经济萧条的情况。即使有些国家采取了显著的减排措施，气体的排放也通常会高于同期的水平。
斯特恩说：“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少森林的砍伐，并增加森林再造，目的就是恢复森林，并享受环境改善带来的好处。”他说：“1990年到2000年，中国的林地面积增加了1800万公顷，林地面积由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6%增加到18%。尽管1990年到2000年，中国每年因土地使用而减排29%，但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还是比同期增加了2.2%。”
报告认为“没有任何一项单一的技术或者方法可以使得废气排放减少到足以让气候变化维持在人们想要达到的范围所必须的水平。”报告同时承认，人们注意到碳捕获和存储技术在减少气体排放方面的潜力。碳捕获和存储技术这一方法涉及从发电站和其它大型的气体排放体转移并储存含碳废气。这一技术有望在将来发挥关键性作用，并调和继续使用化石燃料同需要大量减排之间的矛盾。
碳捕获和存储技术如果被证明是有效的，可帮助中国未来几十年内计划建设的众多新火电站减少废气排放，而中国电力公司用于建设火电站的投资增长很快。斯特恩还说，有些国家可以比另外一些国家在减排上花更少的钱，因为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巨大。比如，报告认为，“中国和印度在未来几十年有望大幅度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仅中国就将占全球能源总投资的15%左右。如果他们使用低排放技术，由于少排放废气所节约的费用将可以被‘搁死’在这一资产的整个使用期内。建造一个使用低排放技术的新的资产设备要比翻新改造肮脏的股本便宜的多。”
关于结构改造和竞争力，斯特恩觉得，“那些严重依赖于能源密集产品和服务的国家将可能在费用方面深受打击。”发展中国家的单位GDP初级能耗通常是发达国家的3倍到4倍，尽管在某些快速发展的地区和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单位GDP的能耗因使用新的高效的技术设施已经大大下降。
关于稳定气体排放的经济学研究，斯特恩注意到气候变化政策和能源政策之间的联系。他的报告说，可再生能源使用的增加可降低化石燃料价格波动对经济的影响，也可减少对进口的依赖，但煤却是另外一回事。
斯特恩说，煤的碳密集程度比其它化石燃料要高得多，单位能源燃煤释放的二氧化碳是天然气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的近两倍，（原油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量介于煤炭和天然气之间）。许多耗能大国国内都有丰富的煤炭储量，因此它们认为煤炭在提高国家能源安全方面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它的煤炭消费从2000年到2020年有可能翻番。
除了直接使用煤炭外，中国和其它煤炭生产国正在投资“煤液化的技术，这一技术将使这些国家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这一技术可利用国内的煤来满足一些公共交通对燃料的需求。像这样利用煤液化技术的道路交通工具终身所排放的废气是使用原油为燃料的交通工具所排放废气的两倍。报告强调，大量使用碳捕获和存储技术“可以调和煤的使用与为稳定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效应所必须的减排之间的矛盾。”
斯特恩说，气候变化政策有助于减少当地的大气污染，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有好处，对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有益。在这些国家，“只有营养不良、不安全的性行为、缺少洁净水和适当的卫生条件比室内空气污染对健康造成的危害更大。”斯特恩说，在中国，最近的一份报告表明，“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10%到20%，由此带来的空气污染减轻及其它好处就会远远抵消因采取减排行动所耗费的资金。”
减排农业温室气体也对人们的健康和当地环境有好处。“比如在中国，过度使用化肥造成一氧化碳的排放超标，形成酸雨，使中国海富营养化，人们饮用了受到污染的水对健康造成伤害。”
斯特恩报告在建议加快使用低碳高效技术革新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举了用氢作为公共交通动力的例子。报告说：“氢有提供除石油之外更多样选择的潜力，让公共交通排放非常低的碳。氢尤其最适合道路交通工具。”斯特恩说，中国确实准备在北京举行2008年奥运会之际投入使用以氢为动力的公共汽车。
关于革新问题，报告也提到了一个不利的方面：有些市场，比如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高耗能的水泥产业由当地的小企业组成。“这些企业不太可能在能效方面进行研究，因为它们的资源比较少，未来的回报对它们来说也比较小。”但报告清楚地指出，“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支持使用新技术的政策……中国和印度最近几年已经鼓励大规模使用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能力，印度拥有世界第五大可再生能源生产能力。”
除了碳市场和技术外，斯特恩还谈到位于上海附近崇明岛上的计划中的生态城市－－东滩。他说：“该生态城市为世界上那些处于快速城市化变迁时期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榜样。”这个面积达86平方公里的社区将利用可再生能源资源和其它被动能源系统建设高效能建筑，并对废物进行循环利用和堆肥。
报告说：“中国政策的制定者和计划者在利用最好的办法以帮助实现他们在未来5年内将能耗与产出比减少20%的目标方面进行的努力是令人钦佩的。以东滩为例，一条连接上海的高速铁路正在计划中，该城市正被设计建成一个由混合型土地使用、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网络相互连接起来的紧凑型城市，以减少对私家汽车需求（和由此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
斯特恩还引用了中国在90年代快速推广包括冰箱、空调、灯具和其它家用电器在内的耗电标准。报告说：“到2010年，中国将节能1万亿瓦，占中国居民用电的大约9%。这相当于减少113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如果在冰箱、空调和热水器这三件主要家用电器方面实行更加严格的节能标准，长期节省能源的潜力是很可观的。”中国还正在考虑采用国际能源署的“１瓦倡议”，以减少家用电器在待机时的能源浪费。（１瓦倡议：规定待机功耗必须低于１瓦。）
报告说，政府目前在做的适应大气变化方面的多数工作是“他们不管怎样都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实行良好的发展模式。”这种适应对减少国家的脆弱性和增加国家的适应能力是很关键的。斯特恩说，比如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将使这些国家有经济能力投资于适当的政策和工具，以便更好地应对大气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对此，斯特恩还特别提到：“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国家需要额外的花费，对于这些额外的花费，国际社会有责任在财政方面进行援助，别忘了，这些国家在收入方面同发达国家有差别。也别忘了，发达国家对过去绝大部分的废气排放负有历史的责任。”
报告说，改善应对灾难的准备和管理工作不仅能够挽救生命，而且可“促进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进行早期和省钱的适应。”比如，从1960年到2000年，中国花费在防洪方面的资金达31.5亿美元，估计因此避免的洪灾损失达到120亿美元。
中国属于采纳了为减少温室气体效应而必须履行一些倡议的国家和地区之列。此外，中国还通过一些论坛，如鹰谷对话和亚太合作伙伴协议等，同其它的能源消耗大国进行对话，探讨国际集体应对行动。斯特恩说，在国内，中国还制订了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的目标。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包括这样的目标：到2010年单位GDP的能耗要比2005年降低20%；2010年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2005年减少10%；在未来十年，使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的15%。与此同时，中国计划使其经济发展增长一倍。为此，中国采取了广泛的刺激措施来支持这些政策，包括实施消费税，鼓励人们购买小排量汽车。中国还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征收较低的附加值税，对汽车尾气排放采用欧洲标准。
斯特恩还提到了中国在促进国际技术合作方面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合作使人们能够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和进步……能够在优先发展的问题上进行协调。”比如，中国一些公司向其它发展中国家出口太阳能热水器。其它的国际合作反映在诸如中国和欧盟2005年签署的关于气候变化的伙伴关系中近零排放煤的倡议。这一共同的倡议，即在中国发展近零排放火电厂，有望在中国建成一个碳捕获和存储项目。
报告说，其它的集体国际行动关注土地的使用，特别是针对森林的。斯特恩说：“一个国家如果大力实行森林保护政策，而没有同时采取减少对木材需求的行动，将导致邻国对森林的砍伐”。“在中国长江上游因过度砍伐森林而频繁引发洪灾后，中国从1998年起禁止对天然森林进行砍伐，森林覆盖面积因此大幅度增加。但自中国颁布这一禁令后，中国从俄罗斯远东地区、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家进口的木材却大量增加”。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2000年到2005年间，中国每年净增的森林面积居世界首位。中国增加的森林面积是过去五年全球森林砍伐面积的近一半。
玛丽安•贝德是驻伦敦的记者，对环境问题和人权问题特别感兴趣。她既是作家又是编辑，曾经是《时代》杂志驻欧洲的工作人员，曾供职于《独立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和《纽约时报》。
首页图片Ari Bronstein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