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种说法，鉴于最富有的工业国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的失败记录，西方人士没有资格对中国应该怎么做说三道四，遑论那些正在摆脱贫困的国家。我认为，现在应该摆脱这样的对立立场，以全新的方式考虑将面临的技术和政治挑战。其论点有如下三方面：
— 大气层“安全”的温室气体浓度可能比通常理解的要低得多。
— 中国正接近并将迅速超过其公平份额，而该份额已构成一种非可持续的污染负担。
— 这种形势体现了巨大的政治挑战，要求在国际合作中中国民众以及国内各个层面有非同寻常的创造力和领导能力。
“安全”的温室气体水平
除非人类在生产所需能源、及如何使用土地和其它资源上进行彻底改革，否则就有可能改变全球气候，从而给世界各个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威胁，并让他们付出惨重代价。
气候变化也难免殃及中国。在为中外对话网撰写的文章中，史蒂芬·哈里森提到了三个关键性影响。更高的气温将导致青藏高原冰川的缩减，破坏几亿人的水供应以及他们赖以为生的农业。气候变化与土地的非可持续使用密切相关，这将加剧来自中国沙漠的沙尘暴的数量和规模。冻土解冻将加快荒漠化程度，并对全球变暖形成“恶性循环”。这个“恶性”机制指的是任何导致额外的或加剧的改变的环境变化。所以，简单说来，冻土解冻时会释放出类似于甲烷和二氧化碳这样的温室气体，而这些释放出的气体会加剧全球变暖。
全球升温的其它后果还包括，那种导致沿岸省份数百万人失去家园、损失达150亿美元的风暴增多（根据新华社2006年8月的报道）。如果像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在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升温导致南极西部冰盖和格陵兰岛的陆基冰大量融化，海平面上升将导致上海、北京和其它地方数千万人无家可归。
为了避免，或至少是减轻带来此类影响的气候变化的威胁，有必要：
— 大力减少并停止向大气层增排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并且
— 减少每年全球排放总量
直到今天，在科学和政治层面上的大量国际研讨都凭经验认为，作为第一步，全球大气层二氧化碳浓度不应该超过现代工业阶段前的浓度的约两倍。通常使用的范围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在500ppm到560ppm之间（参见（索科洛等，《科学》2004，和《科学美国人》2006年9月）
每一个ppm的二氧化碳含量对应21万吨大气层中的碳。目前的水平是380ppm，即8000亿吨碳，而560ppm意味着1.2万亿吨碳。照此计算，如果全世界向全球大气层增排不超过4000亿吨碳的话，就不会超标。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把8000亿吨的全球排放总量增加一倍也不会有问题，因为植被、土壤和海洋会吸收一半。但这种说法有待商榷。更温暖的气候可能意味着植物和土壤将成为一个二氧化碳的排放源，而不是碳汇，从而导致恶性循环（温度更高的土壤意味着更多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更多的温室气体意味着更热的土壤，等等）。
把海洋作为一个“汇”将导致酸化过程。科学家们现在认为，从数百万年前灾难性事件发生以来，这一过程可能导致了海洋生命迅速的、毁灭性的变化（见《因不断增加的大气中二氧化碳导致的海洋酸化》，皇家促进会，2005年8月，以及《其它二氧化碳问题》，载《新科学家》，2006年8月）。
所以，现在远不能确定大气中二氧化碳约560PPM是否意味着“安全”，这个水平是否会使灾害性影响的风险维持在可接受的限度之内，包括对中国的影响。
英国政府的顾问和其他人认为，450ppm甚至400ppm二氧化碳含量可能更接近指标（参看《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舍恩胡贝尔等，和《变暖两度可以避免吗？》载Realclimate网站），如果全球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30ppm，温度升高5摄氏度的几率会在2%到20%之间（麦豪森2006， 斯特恩报告援引，第9页）。
事实上，在气候科学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指出，人类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影响比原先预计的要大，后果也更严重。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谨慎为妙。供我们采取行动的时间比通常认为的要短得多。目前，燃烧煤、油、气以及其它各种活动，每年给大气层增加约70亿吨碳。按目前的速度，即使不加速的话，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达到400ppm可能只需要12年时间。
[这里是这么计算的，每年增加70亿吨碳，12年就是840亿吨，840亿吨折合大气中增加的40ppm二氧化碳含量，其中的一半被植被、土壤和海洋吸收，那就意味着12年里大气中碳净增量为20ppm]
人类活动向大气排放的包括甲烷、一氧化二氮在内的其它温室气体相当于又增加了15%的二氧化碳，所以，当二氧化碳水平达到400ppm时，人类强加（施加的影响）给大气的二氧化碳实际将达到460ppm。
在目前阶段，显而易见的是，更高的浓度将导致灾害性破坏。而为避免这些影响，必须立即停止所有的排放，而这又太不可思议，所以世界可能根本用不 了12年就会开始迅速、理智、有效地向低碳经济转变。
灾害性气候变化风险发生的几率高达一比五。随着全球无法稳定住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风险也在逐月增加。这就像俄罗斯轮赌游戏，左轮手枪的弹膛里已经有一颗子弹，而我们还在往里面塞第二颗。手枪已经对准了世界上每个人的脑袋。
中国公平的份额
尽管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每年排放的碳比中国多，但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单个污染源。对中国总排量的估算不一，但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字是，2003年中国二氧化碳排量占世界总排量的14.1%。这只计算了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量，并没有计算其它温室气体的排放。它意味着中国当年的碳排放量至少接近10亿吨。
不管中国和其它国家究竟排放了多少，如果我们希望稳定住目前全球排量70亿吨水平的话，有一些简单的计算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假设当今的全球总排量平均分配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拥有全球22%人口的中国将拥有15亿吨。
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每年增长近6%。如果其中10%的需求增长能够靠诸如风能和核能（可能因某些原因会有争议）这些所谓的零碳能源得到满足，中国的碳排放每年仍会增加5%以上。按照这种速度，从2003年起，中国只需要8年便会排放出15亿吨的碳。这意味着，到2011年，也就是4年多以后，中国就会超出其“公平”的全球分配量。种种情况表明，到2020年，中国每年将会向地球的大气层排放约20亿吨的碳。
政治挑战
提到中国和气候变化，首先会被讨论的就是，最富有的国家在历史上和今天都是人均温室气体最大的排放者，它们有义务首先行动。这是千真万确的。上海国际研究所的于宏源就经常强调这一点。
富裕工业国先行的责任在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和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中得到承认。中国是《议定书》的签署国，在清洁发展机制（参见《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协议在中国、工业化国家稳赢的情况下生效》）下，中国从对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上获益。
欧盟还为项目提供一些额外的帮助，诸如为一个火电站实现碳捕获和储存，直到2020年（参见中外对话网上琼·吉宾斯的文章）。美国并没有认可《议定书》，却说会通过“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提供帮助，该计划并没有为减排设定目标。大部分美国商界领袖期待美国在未来几年里加入温室气体的“上限与交易”体系。
目前最富裕国家在减排方面所采取的行动远远不够。时至今日，很少有国家实现了减排，除非无心插柳。例如，20世纪90年代英国按照“大量使用天然气”政策以更清洁的天然气涡轮机大量代替燃煤发电后，排放已连续十多年持续上升。统一后的德国获准可从原东德崩溃的经济中获得碳信用配额。原东德发电主要依靠一种最脏的煤－－褐煤。
最富裕的国家需要在国内和国外急剧减少能源消费，来大幅度加快他们的政策承诺，从而获益更多。中国和其它国家应该向他们施压，要求其采取更快更有效的行动。但是中国或其它任何国家都等不起他们减排失败。
需要提醒的是，中国即将超过其全球总排放的“公平”份额。一旦中国超额排放，就无法再对其它国家指手画脚，哪怕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甚至比自己还多。其它更贫困的国家也希望获得发展机会，对他们来说，中国将成为全球“坏家伙”俱乐部的成员之一。
中国从大约四分之一世纪前开始改革后，数亿人已经脱贫。更多的人生活在转型的希望中。但是，除非今后的开发能通过实质性降低排放来实现，否则中国繁荣的基础和未来的潜能就会受到威胁。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这样的，而中国与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实现更加环保的发展和广泛公平地分配利益的政治挑战是巨大的。在西方和中国，政府中一些高层人士的支持和拥护是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从破坏环境中获益的实力雄厚的利益集团阻碍了发展。这意味着挑战既是技术性的，也是政治性的。
中国的政府和民间能从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失败和为数不多的成功中学到一些东西。积极的一面是，像英国这样的国家现在有一种气候“主流”政治，主流指的是主要政党竞相承诺绿色发展，而且这个话题在新闻媒体中得以广泛讨论。即使在被认作是进步最大障碍的美国，大多数公民也都支持采取行动，一些政治家们已经开始阐明需要改变。例如，参议员吉姆·杰福兹和众议员亨利·瓦克斯曼提议就气候变化立案，他们说美国到2050年至少需要减排80%。
2006年10月30日，英国政府发表了一份气候变化对经济影响的详尽评估。一个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领导的小组得出结论说，需要紧急行动，现在采取行动会比不行动划算许多，这也是保护所有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斯特恩报告说，“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对激发改变是必不可少的”。英国政府说，将在下次议会集会时提出一份解决这个问题的议案。
英国的许多民间组织欢迎这样的言论，但并不相信这些论调能有效地付诸行动，因为从交通到建筑工业条例等诸多现行政策都背道而驰。
11月4日，来自环境保护机构、教会、工会、女权和其它机构（成员总数达数百万）的数万名代表参加了在50多个国家的一系列示威活动。在孟拉加国等一些最贫穷和最脆弱的国家里，他们呼吁富裕国家尽快采取行动，减少排放。在英国，环境保护组织“绿色和平组织”采取了更激进的行动，他们占领并部分关闭了一座火电站。
和西方相比，中国通往气候变化的政治途径也许十分艰难。当然，西方人没有资格告诉中国百姓应该怎么做。但因为这个问题和我们所有人有关，分享我们的成败经验是会有帮助的。中国有大量的资源可以利用，包括彭马田所说的传统价值观，由潘岳所提出的一些现代理念，以及由马军和他的同事们所追求的运动（所有这些都在中外对话网中有述及）。
最近在北京召开的由40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峰会上，吴仪说：“我们为拥有牢固而真诚的中非友谊感到无比高兴和自豪。”如果这种友谊是真诚和持久的，那么中国就要严肃对待气候变化。如果不受控制的话，气候变化对非洲人民造成的影响比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影响要严重得多。在刚刚结束的内罗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宣布了一个由6个联合国机构发起的计划，帮助贫穷国家的农作物、基础设施“不受气候影响”，并帮助他们获取资金发展清洁能源。
安南批评说，在与全球变暖的斗争过程中，“领导者的空缺令人恐慌”，指出像美国，还有印度和中国“也应该认真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也正处在一个开始生产并排放温室气体的阶段”。现在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站出来，开始全力参与解决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的时刻了。
卡斯帕•亨德森是中外对话网的助理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