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３０日发表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研究报告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文件。它呼吁在文明范围内采取行动应对全球挑战。但就目前的情况看，还不可能达到报告所指望的效果，原因是：当今政治和经济利益息息相关，这可能使我们不能有效地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并保证这个星球有一个体面的未来。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感到如梗在喉，想到这一点就感到可怕。但这种情况可能是真实的。
我这样的预测，使人联想到美国生物学家贾德·戴蒙在其畅销书《崩溃：社会是如何选择成功或失败的》中分析的为什么社会会崩溃。他说，当社会的精英们在追求权利与特权时，他们对自身的所作所为不计后果，那么社会就处于危险之中。他以复活节岛为例，该岛由于竞相生产宗教图腾，致使过度砍伐木材，最终毁掉了当地居民生存的前景。
贾德·戴蒙认为，如果那些有权利实施砍伐树木的人，早些时候曾经遭受过这一过程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的恶果，那么他们就会阻止这种自我毁灭的螺旋式上升的力量。经济学家们会说，这些领导人在领导的岗位上呆得太久，以致于他们“外化”了对别人造成的负担以及别人生活中要承受的代价。
但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富裕的发达国家。这些人认为，发达国家拥有知识，拥有可采取集体行动的许多机构，以及使拥有权利的人担负起责任的能力。
但这正是问题所在：缺乏真正重要的社会责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受控于各种社会责任机制。比如：如果我们在学校没有放假前就带孩子度假会被罚款，如果我们允许狗在公园里拉屎撒尿也会被罚款。然而，在一些重大的集体问题上，社会责任机制要么不存在，要么就发挥不了作用。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富裕国家的领导人为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人员和财政开销掏腰包，或者向因多哈贸易谈判失败而致贫的人们进行赔偿。
贾德·戴蒙的故事让我们对我们目前的处境感到悲哀和不安。我们的精英们还没有感觉到因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足够多的苦楚，来让我们进行需要的改变，更不用说让他们引领我们所需要的改变。
那需要做点什么呢？实效主义和头脑冷静清醒地研究历史让我们觉得，“人民”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危机。相反，我们更有可能堕落成为享乐主义与分裂的原教旨主义的混合体。面对一个显然不能解决的问题，世界公民们将在这台晚会上联合起来，一致行动，直到晚会的大幕徐徐落下。
有争议的话题
然而，有一种令人感到不愉快但却是必要的选择。如果我们无法让那些当权者感受到因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苦难，那么我们能够让他们带领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同时让他们获得好处吗？
这就涉及到对那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明立场的政治领导人、对那些愿意告诉公民气候变化的严酷事实的政治领导人、对那些同否认这一事实的人做斗争的政治领导人、以及对那些致力于创建顽强不屈联盟的政治领导人给予奖励的问题。这样的政治领导人必须得到授权，无论是通过选举还是通过全球公民社会和媒体的放大效应。而对于那些唱老调的领导人，无论他们是谁，也无论他们在哪里，连同他们的顾问及其赞助者，都应该被毫无保留地曝光，让所有的人都看清他们的面目。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企业的领导人。企业有所不为，解决不了气候变化问题。顺服只是任何认真的解决方法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企业可以通过自身作为和完善这种作为来发挥作用，比如发明、制造和销售新产品和服务。（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全球１００家最大企业进行社会责任评比时，要测量它们在将社会和环境动力融入企业运做模式时有多么高明，而不是多么有道德水准。）
我们是选举那些能够进行变革的领导人，还是选举那些阻止变革的领导人，这需要“企业责任”成长为塑造一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全球性有责任竞争机制的传动器。我们需要这样的全球市场，在这个市场里必须通过做正确的事情来赚钱，和通过把“外在事物内在化”来创造价值和利润，否则就会毁了我们。
企业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依靠自己做这样的事情。重塑市场需要企业、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不大可靠的联盟。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在诸如劳动力标准，有权利得到挽救生命的药品、腐败和保护动物权利方面，我们跨越了形形色色的挑战。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我们能够，而且也必须做到，为了我们的集体利益，重新制定企业运做的条款。
谁能担起领导之责？
在复活节岛，十几个部落的首领没有任何一个首领能站出来重新塑造木材市场。这对我们思考在当今全球“部落”中，哪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担当起驾驭明天的竞争责任领导角色时有启发作用。
欧洲因其在《京都议定书》中的领导作用，并因其有把社会责任同市场联系起来的悠久历史，在这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是，欧洲作为一个被亨德森全球投资者公司社会责任投资基金主管尼克·罗宾斯形容为“责任过剩，创新不足”的地区，至今也没有把它的这种“社会好处”转变为其有竞争力的优势。
美国也不太像候选人。美国就其本质来说，恰好是欧洲强项和弱项的翻版。美国属于创新过度、但对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不太关注的国家。虽说有例外，引导其企业考虑长远利益还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它需要美国选民及其投资集团在利益和时间范围内有大的转变。尽管在这两件事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也许我们要指望中国充当这样的领导角色了。我们现在可能会指责它的经济发展给环境造成了污染。但中国的文化和决策的制定与众不同。中国文化和决策制定根源于其悠久的历史。莫埃人像是新兴强有力领导的象征。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中国会成为其创世纪的莫埃人像吗？
首页照片由-marko 摄
西蒙·扎德克是社会责任顾问公司总裁
该公司关于《通过企业责任提升欧洲竞争力》的报告于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３日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