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我总说自己是一个逃脱后被再次俘虏的外交官。接到这个任命的时候，我正经营着一个独立组织，享受着逍遥于政府之外的生活。对于这个任命，我必须十分认真地对待。于是再次被政府俘虏，但实际上这次被俘十分愉快，因为我被赋予这个角色是一个巨大的殊荣。
无论你是中国人、非洲人还是欧洲人或美国人，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正塑造着我们生活的世界，这就是快速发展的相互依存性。相互依存意味着，离开其他人，我们将无法解决任何问题，也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现代社会中最令人恐惧的事情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突如其来的流行疾病。惨痛的经验让我们懂得，那些由流行病发源地的制度和政府所做出的选择，对于全世界都极为重要。这些选择可以将地方性流行病和那些危害巨大的肆虐全球的大流行病区分开来。
这只是相互依存现实情况的一个例子，实际上它是没有边界的。相互依存促使我们认识到：今天的挑战不仅仅意味着我们的困境，也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困境。环境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焦点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所有人共享的稳定气候，那么对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大陆也就不可能有稳定气候。气候安全是一种全球性的公益品，但它不是一种典型的公益品，因为如果没有它的话，政府就会发现给予其他公益品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在自然资源中同样也存在相互依存。大多数市场都是全球性的，这意味着一个地方如果发生市场情况的突然变化或者需求的突然增加，会立即对所有的资源需求者产生影响。
举个例子，1998年中国政府禁止在国内滥采滥伐，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成功的，实际上这也是针对非法采伐所实施的最为成功的政府干涉之一。但是，我怀疑这个政策的制定者们是否预料到它会引起其他的后果：延长了利比里亚的内战、繁荣了俄国黑社会等等，这一切都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法令可能关闭了中国国内的木材供应，但却不可能杜绝中国对国际市场的木材需求。
结果，这一法令加剧了西伯利亚、东南亚和西部非洲等地的采伐，其中大多数都是非法的。换句话说，法令引起了许多始料未及的后果。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为了说明，当今世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其特征之一就是必须建立起一个更加广泛的负责的政治。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行为在自然理解的版图之外所造成的后果，我们必须制定为这些后果承担责任的解决方案。
由于大规模、快步伐的发展，中国的崛起使得共同的困境变得更加严峻。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资源开发的速度之快，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而发生在中国农村地区和快速发展的都市之间的人口迁徙可能也是人类最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这意味着两点：第一，伴随着所有的变化，在中国产生并可以感受到无数的压力。这些压力有社会经济的，也有环境的。中国领导人也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些压力，他们知道，如果不能遏止这些压力，就会发生巨大的动荡。你只要多少看一看中国领导人近几年的讲话，就能看到这个主题以各种形式出现。因此，在中国国内，对于这个共同困境有很强烈的意识。
但是，对外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中国各个层次所做出的决策——包括那些对中国的碳足迹举足轻重的人——会给世界上每一个人带来巨大的后果。
同样，我们在欧洲、北美或者日本做出的决策也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给中国制定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我们对这些限制并不完全了解。但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这在带来危险的同时，也能带来机会。
我目前的职务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鼓励欧洲同事告诉中国，我们在能源问题上有着和他们十分相似的利益。双方都越来越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而来源却潜伏着不稳定性；双方在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资源方面的政策都是世界上最积极的，其原因不仅在于气候变化，更在于对能源安全的显得有点保守的渴望。那么，双方为什么不能携起手来，看看是否能把欧洲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和中国这个经济发展最快的经济体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单一的低碳科技市场呢？让我们观察一下，看是否能消除所有的关税壁垒，以扩大市场，并且降低那些我们说要推广的技术的价格。
这个例子说明相互依存中产生的机会。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把握它。当我和中国高级官员讨论起这个问题时，他们立刻就理解了其中吸引人的地方，但是他们也怀疑，欧盟是否能够按照其雄心以及一致需要，将这个主张变为现实。
无论怎么说，对于解决共同困境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讨论——尽可能地公开透明也尽可能地具有涵盖性。无论在欧洲、中国还是其他地方，我们都依赖制度体系，而这些制度都行将消失在他们的地窖里。由于非常容易理解的历史原因，我们有着一个储存型的政府，固守着自己的地窖，面对相互依存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从地窖里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消除不同文化、部门以及社会间的交流障碍，并且努力创造出一个共同语言来处理相互依存。如果没有这个共同语言，我们就无法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
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建立起一个全球相互依存的政治。这是我们最大的政治挑战，而且很可能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政治挑战。而中国则是这个链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消除中国国内外不同意见之间的隔阂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工作：国外人士和中国内部的决策者之间存在隔阂，国外的人必须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而且必须就中国所做决策的交互性后果进行一个对话。消除国内外的障碍和消除中国国内的障碍一样重要。
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消除障碍。好在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十分强大的新工具。对于 “中外对话”的看法和决心，我感到高兴，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建立相互依存政治的重要举措。当我们在各自的小地窖里与这些问题苦苦斗争时，“中外对话”对我们来说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我认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探索。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在这喜庆的一天，在这里表达我最良好的祝愿。它的重要性也许还没有得到应得的广泛认知，但是肯定会迅速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