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住在一个什么样的星球上？”显然，这是一个富有深意的问题。我们所有人的字面回答当然都是地球，无论是否理解其中的含意。这是我们唯一的星球，如果我们耗尽了所有资源，别指望有什么救生艇能把我们带到宇宙深处的新伊甸园里去。地球就是我们的封闭太空船，在险阻重重的宇宙中庇护着我们。
富有远见的设计师R. 巴克明斯特·富勒1963年写了一本关于化石燃料的书，书名是《地球太空船操作手册》。他在书中说：“在这个宇宙历史的转折点，只要我们不至于傻到继续把这个地球太空船上亿万年来按部就班积累起来的能源全部消耗掉，就可以通过席卷全世界的工业发展成功地改善全人类的生活。这些能源储备已经被存入了我们这艘飞船的担保生命复兴的银行账户，只能用于自我启动。”
三年之后（也就是40年前），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肯尼思·E.·博尔丁写下《即将到来的地球太空船经济学》一文，他将那种对看似无限的资源毫无节制的开发称为“牛仔经济”。他说，“未来的封闭型经济也许会被类似地称为‘太空人’经济，到那时地球已经变成了一艘孤立的飞船，没有什么储备能让我们无限制地开采或者污染。因此，人类必须在一个循环的生态系统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速，上述富勒、博尔丁以及其他人的观点在今天至关重要。一项在21世纪循环生态系统中提升人类的生活的行动计划是“一个地球生活”（以下简称OPL——译者注）。OPL是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和生态区域发展工作组（这是一个英国环境组织，致力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生活的实践）共同发起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每个人都能公平共享地球资源，快乐、健康生活的世界。OPL有关于消费、供应和价值的十条原则包括：零碳排放、零浪费、可持续的交通方式、原材料的本地及可持续性获得、实物的本地及可持续性获得、可持续的水、自然栖息地和野生动植物、文化和遗产、平等公正的贸易、以及健康和幸福。
OPL组织的国际项目经理苏密特·曼昌达指出：“作为一个物种，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超过了可持续的界限。”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地球生态指数”每两年发布一次，这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情况的指示器，显示指数在不断下降。从1970年到2003年，这一指数下降了大约30%，世界自然基金会的《2006地球生命力报告》确认，地球生态系统的退化速度是史无前例的。
近来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如果全世界都按照西欧的方式生活，要有三个地球才能养活全部的人口，而如果按美国的标准，则需要五个地球。OPL认为，人们必须将其对（环境）的影响和生态足迹降低到一个“可持续而且全球平等的水平”。为了推动情况朝这个方向发展，实现上文提到的设想，OPL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代表各大洲的全球性OPL社区网络。他们计划到2010年在葡萄牙、英国、北美、澳大利亚、南非，当然还有中国，建立起第一批这样的社区。在另外几个生态足迹最大的地方，同类社区的可行性考察和选址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OPL的中国项目经理陈晓红（音）生长在东北的辽宁省。她是一位建筑工程师，曾经在南京的建筑行业工作过八年，七年前搬到英国，在一家房地产和投资公司工作。陈晓红2005年加入了生态区域发展工作组，而该组织正是英国贝丁顿生态村的开发方之一。随着生态区域发展工作组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开始在中国打造一个OPL旗舰社区，陈晓红的角色就是和潜在的开发方进行商谈，她已经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展开了这些工作。
OPL中国项目的细节并未最后完成，还有一些保密协议正在就位。但是，在计划好的四个项目中，一个是位于广州番禺区的2万人社区，其中可能包括一座露天歌剧院。另一个在上海，设计容量700户，将于未来几年动工。同在上海的另一项以及北京的项目还在讨论中。
从全球来说，走在最前列的OPL项目还要数葡萄牙的玛塔·德·瑟西姆布拉的生态旅游开发项目，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集建筑、旅游、自然保护和重新造林于一体的综合可持续性工程。这里位于里斯本以南，有5200公顷，8千套住房，很快就要开工建设，到时可以容纳3万人。它的一个关键目标就是森林的恢复，要在4600公顷的退化土地上种植本地树木。
“我想每个人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消耗的自然资源也是世界上最多的。”陈晓红说，“如果按人均来算，量似乎并不大，但是整个中国使用的资源越来越多。现在危机出现了，中国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支撑经济增长。”
她接着说：“此时，中国存在北方城市的用水问题，也已经发现无法为大城市、发电以及其他二次能源提供足够的能量。中国政府必须更快地找到一条发展新城市的可持续性道路。在开发之前，你往往会发现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因此，采取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面临的最大环境问题是能源和水。现在中国人民的生活标准提高了，开始消耗更多的能源。我们的用电不足，水也不够干净，虽然中国的水很多，但是达不到饮用标准。”
陈晓红指出，污染给中国的许多地区带来了严重的健康问题。“政府制定政策，以鼓励工业部门提高生产能效，特别是建筑行业。现在又出台了新的规定，新建筑的能效必须比过去提高50%。问题在于，我在现实中从未看到过任何好的实践。政府和大学有相关研究项目，但这不是实践的主流。因此我们希望把这种观念带入到主流中去。”
“所有的开发商，无论私营的还是国有的，都能做到，而且不会增加他们的成本。”陈晓红接着说，“他们仍然可以获利，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也会受益。我们想要向人们表明，居住在零碳社区又同时享受高质量的生活是完全可能的。”
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同时，OPL也推动着“生态足迹”概念的普及，所谓“生态足迹”是一种衡量人类资源需求和地球生物承载力之间差距的措施和管理工具。作为一个星球，地球已经生态超载了。根据全球足迹网络的数据，从1961年到2000年的四十年间，中国的生态足迹大量增加，从国内生物承载力的0.8倍增加到两倍。
陈晓红指出，“中国的人均消耗量与地球承载能力持平，这看起来是可持续的。但是如果单看城市的话，那里人们的资源消耗超过了欧洲的平均水平。比如，上海的消耗量超过了其自身承载能力的三倍，而且还在不断上升。上海的消耗超过了欧洲，而住在农村的大部分人却几乎不消耗任何能源。因此平均计算，我们的消耗量与承载能力是持平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城市居住。”
另外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深，问题也在增大。陈晓红说，城市在繁荣，但是增长很难计划，也很难适应。城市的人们要通勤，给交通和其他领域制造出更大的问题。开发商们考虑到利益，只会不断重复这个模式，但“最好是学习他人好的经验，而不是模仿”。
对此，陈晓红解释说：“我们的目的是利用我们的经验来帮助当地的人们发展一个零碳社区，尽可能地利用我们对当地的认识和当地的资源。”通过这种办法，可以避免不切实际和效率低下的行为。比如，陈晓红说：“许多私营开发项目都没有把环境事务考虑进去，他们过去的土地利用也没有进行很好的规划，在农业用地上大肆扩张，将其变成城市用地。他们应该更多考虑一下如何有效地利用土地，保持土地的生态价值，不破坏现有的价值，以及利用废弃土地修建新的建筑。”
另外，陈晓红说，“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减少二氧化碳”。办法之一是把住宅、商店和工作场所建在人们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而不用开车来往的范围之内。“另一件事情是如何改变人们对幸福的态度，不是说开着一辆车炫耀自己的富有。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又是舒适、幸福的生活？中国人一旦有了钱，首先就是买房买车。过去，我们普遍骑自行车，这是文化里很好的一个方面，人们不应该丢掉它。”
陈晓红很高兴中国将主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她把这看作改善北京空气质量的一个动力。“我们想要向外部世界展现好的东西，我认为奥运会将从某个方面帮助中国发展绿色之美和绿色科技。”
陈晓红还说，在她担任建筑工程师的时候，中国的开发商们遵守建筑标准，但很少考虑隔热，以及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和开发自己的能源。“我们的设计里没有这样的元素。”但是程晓红说她自己考虑到了环境方面的因素，以及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建设。她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希望未来的建筑带有“一种灵性的绿色之美”。
现在，作为OPL的中国项目经理，陈晓红有了用武之地。1990年她曾经在中国工作过，她现在十分热衷于和那些认同她以及OPL观点的开发商们打交道。“我感觉这是一个天赐良机，这是我的梦想，我真的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可持续社区，我们将把它展示给全世界。”
玛丽安•贝德是驻伦敦的一名新闻工作者，对环境和人权问题尤其关注。她是一名作家兼编辑，曾供职于《时代》杂志（欧洲版）、英国《独立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及《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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