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十几年前，中国的空气治污还局限于“工业烟尘”，那时候二氧化硫尚未引起整个社会足够的重视，后来，二氧化硫逐步被提上了安排日程。2006年5月，中国国家环保总局采用“计划单列式”的方法管理五大发电集团，要求其制订脱硫目标责任书并将其层层分解，争取保证在十一五末期的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能够比2005年下降10%。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硫排放国和第二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这两个数据很丢中国人的面子2006年10月，第二届区域空气质量改善会议在北京举行，被邀在会议上发言的全国一些地方的环保局长谈的全是二氧化硫问题。但一些权威专家却提出：现在更重要的是应大力讨论二氧化碳问题，给削减二氧化碳腾出战略空间。这样，二氧化硫的问题反而可能较容易解决。
最近，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周国逸和他的同事在《科学》杂志上报道了他们研究的最新成果。他们对广东鼎湖山的成熟森林进行长达25年的监测后认为，成熟森林的土壤也具有强大的“碳汇”能力，林下0-20厘米土壤每平方公里每年新增二氧化碳0.61吨。这给中国的天然林保护提供了更强有力的佐证，更打破了成熟森林只能实现“碳平衡”的传统观点。
但这项研究成果能带来什么呢？人们会因此更加重视二氧化碳的危害？当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提出警告说，地球正在“热化”而不是“暖化”的时候，多少中国人看后会如大难临头般的“心有余悸”？
中科院院士刘东生指出，按照冰期理论，地球的冷暖转化很正常，但是，即使是正常的升温，北方逐步变暖，正当结果是北方的植被覆盖率更高，因为温暖让更多的植物更容易生长。这些植被如果像过去那样遮盖在土壤的表面，中国北方的干旱问题和沙化问题，肯定不会像今天那么严重。
一些古气候学家从极地冰芯、洋底岩芯、黄土沉积层、洞穴、树轮化石等“地质记录”上寻找到了许多证据，证明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活动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史，与地球体温的升高史极度重合，而且，目前记录的地球体温是42万年来最高的。有人因此提出了“人类世”的概念，认为人类对地球的地质活动已经产生了严重影响。有人据此又把“人类世”的时间，从工业革命提前到“农业革命”之时，也就是大约1万年，人们开始种植粮食、养殖禽畜的时代，这个时代比以前制造出了更多的甲烷，并且至今没有衰退。甲烷的排放总量虽然比二氧化碳少，但每个甲烷分子的蓄热能力是二氧化碳分子的20倍，因此科学家认为，它对地球体温的升高嫌疑更大。
人类对地球生态犯下的罪行就有了二重性，除了把许多原来应当存放在土壤、冰层、树木身上的二氧化碳，通过工业燃烧活动，大量地推放到空气中之外，人类还大量地砍伐树木，把天然林变为农田，把草原变为农田，把滩涂变成城市，把湿地排干种植农作物；进而，又把农田变为“工业开发区”，把平房变为高楼，原本清新健康的河流里现在只有污水流淌。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植被的有效覆盖度却越来越低，吸收、化用二氧化碳的能力越来越弱。
许多人把环保的责任归之于政府和企业。其实这是一种责任推卸。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加工厂”，其实是原料便宜、不必为生态负责，也就是资源的定价与环境的定价太低，企业不需要为环境污染和生态伤害付费，也没有能力将环境成本纳入到产品成本中分摊给消费者。产品中既缺乏资源的正确价格，又缺乏环境伤害的修复和补偿价格。政府和企业都是社会的“委托体”，二氧化碳排放是由全体公民的生产和生活行为共同造成的，环保责任绝不仅在生产方，现在起应当强调消费方的责任。从现在起，必须强调个人的消费责任，强调每个人的消费都在制造二氧化碳，因此每个人都责无旁贷，必须为削减二氧化碳出钱出力。只有全体消费者意识到“把二氧化碳带回家”是每个人责任的时候，人们才会给政府交生态税以支持“生态补偿”；通过交纳“资源成本”和生态成本，以提升企业治理环境伤害和生态修复的能力和愿望。因为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其资金和利润，全都来自消费者。
现在有一些意识前卫的团体，开始纷纷高调表态，比如2006年的足球世界杯，哥斯达黎加队就表示要把参加比赛所形成的二氧化碳“购买回家”。有一些很简单的公式能让每个人折算一天中的各类消费行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你只需要到这样的网站上，轻点摁键，选择出自己的消费行为，你很快就会得到结果。然后再按国际上通行的“二氧化碳买卖标准价”核算你消费行为应当支付的环境伤害费，你就很容易知道自己又对地球生态欠了多少债务。
交的钱拿来干什么？当然是花在环境改善方面，比如用作种植树木的资金，比如用作维持“保护永久性天然植被者”的生活经费，比如用作替代产业发展，比如用作脱碳技术攻关。总之，只要目标明确，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钱财来源丰盛而长流，中国的二氧化碳问题才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并想出诸多的可行性削减方案。
现在是讨论"个人碳责任"和减少个体碳排放的时候了。只注重二氧化硫的减少是完全不够的。
冯永锋，《光明日报》科技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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