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代替了马匹、汽车代替了火车，那么汽车之后下一步的进化又是什么呢？和北美以及亚洲的同行一样，欧盟的汽车产业界认为答案仍然是汽车。尽管可能失败，底特律的一些厂商仍然希望他们广受欢迎的高利润跑车能够像大平原上的野牛群一样遍布高速公路。但是事实表明，他们的希望同样注定落空。
目前正在不断提高的技术措施也无法挽救这个命运。的确，用于SUV车辆的混合技术（例如福特用于Escape系列的）以及燃料电池（例如通用和其他厂家打算逐渐应用的）可以暂时进行一些边边角角的改善，但是我们似乎正面临着未来一系列愈演愈烈的交通战争。
随着全球能源争夺的加剧，一些战斗将会继续延伸到石油以及其他能源供应领域。但是在经济体、产业、价值链和企业之间，会爆发其他的争夺。随着应对我们的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挑战的措施改进的竞赛进入白热化，小摩擦已经上升成为“定位球”战争了。
例如，欧洲的汽车工业已经被迫服从欧盟不断强调的新排放标准。由于已经无法再承受，德国总理默克尔挺身而出，宣称布鲁塞尔不应该强制推行那些可能削弱宝马和戴姆勒—克莱斯勒等汽车厂商的标准。这或许可以理解，但10年之前这些公司就是工业怪兽了。
同时，面对庞大的汽车产业联盟，欧盟环境委员会主席斯塔罗斯·迪马斯（Stravros Dimas）的态度似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开始淡化汽车尾气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他原来的观点是，汽车产业应该采取新技术，在2012年之前达到每公里排放120克的目标；而现在，他把标准降低为每公里130克。的确，比起日本在2015年之前达到每公里138克的目标，这个标准是比较低的；但是，谁也无法否认，汽车产业取得了一个短期的胜利，代价就是让欧洲——以及世界的气候变化风险大大增加。
一个新的联合
如果你是宝马总裁赫尔穆特·庞克（Helmut Panke）或者戴姆勒—克莱斯勒总裁迪特尔·齐泽(Dieter Zetsche)，一切都好办了。但如果你很熟悉《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es of Climate Change）或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第一部分于2007年2月2日出版——上的结论，就会深感忧虑。
《斯特恩报告》的一个关键性结论就是，那些不采取行动的企业的成本要比那些采取及时有效行动的企业高得多。如果能够将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正确地内化，市场份额就可能扩大为每年几千亿美元的巨大规模。那样，毫不奇怪，随着气候压力的迹象显现，某些领头企业就会改变态度，甚至完全扭转。
美国出现了领头企业和NGO非同寻常的新联合，名为“美国气候行动伙伴”（Climate Action Partnership）。该联合在布什总统的2007国情咨文演讲和IPCC的报告之前发表了一个声明，呼吁美国立法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把二氧化碳当量总和（即大气中所有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当量）稳定在450-550ppm。由于目前的当量总和已经达到430ppm，所以形势的危急就不言而喻了。
随着斗争变得越来越严酷，看到美国泄漏IPCC报告，人们也毫不奇怪——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可能就是为了给气候怀疑论者赢得辩护的时间。确实，随着布什政权的任期进入倒计时，气候专家们越来越直言不讳地指出它是如何压制、篡改以及扭曲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研究的。但是，无论政治的终局变得如何严酷，也都是一个终局。
IPCC所预言的结论就是，越来越多的科学事实敦促我们采取紧急行动，这意味着汽车和燃料产业将面临越来越猛烈的批评，更重要的是，推动根本转变的立法和市场驱动力也越来越强大。未来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至少其中一部分的答案仍然是汽车——但是这应该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是柴油车而不是汽油车，是其他人而不是司机本人拥有的。
还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发展新一代的电动汽车，例如TH!NK以及Tesla Roadster电动跑车，但此时呼声最高的还是生物燃料。
布什总统在发表国情咨文之后的第二天就参观了杜邦公司，这绝非偶然。因为这个化工巨头正在和BP公司一起开发新一代的生物燃料。欧盟现在正积极推动新的立法来强迫石油企业在其燃油供应中加入昂贵的生物燃料。
不幸的是，转向生物燃料并不是灵丹妙药。一方面，生物燃料的生产将和粮食生产发生竞争。美国农业部已经预测说，2008年，生物燃料加工厂将需要6千万吨玉米作为原料，而地球政策研究所（Earth Policy Institute,EPI）所估计的数量则达到1.39亿吨，是政府数字的两倍还要多。
如果地球政策研究所的估计基本准确的话，该研究所的结论是：“汽车和人之间的谷物需求竞争日益显现，很可能促使世界谷物价格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关键问题是：这个价格究竟会到多高？这个危机什么时候到来？粮食价格的上涨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欧洲人很可能不愿意看到铺天盖地的转基因燃料作物，种植者也将面临肥料、杀虫剂和用水等一连串的挑战。
正确和错误
在下面我们所列举的这些措施里，一些可能是“正确”的，另一些则可能是“错误”的。
错误（短期的）措施：
·市场措施：在没有引发行为及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前，不要轻易断言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气候事务都变成经济机会
·生物燃料：没错，在任何权威的燃料名录上它们都占有一席之地，但它们同样可以触发一连串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
·海水增养：一些人打算在海里洒上铁屑，以加速浮游生物的生长，吸收更多的碳。这在实验室里也许有意义，但是我们已经造成大气的失衡，难道真的愿意冒着风险在海里这样做吗？
·给地球盖上保护伞：如果对于玉米种植者来说生物燃料毫无意义的话，那么对于航空航天业来说这也一样。美国政府呼吁IPCC要看到先进技术的潜在作用，包括设置巨大的太阳防护板来减少太阳射线的侵袭。
正确（长远的）措施：
节约：这是绝对的第一要义。单纯地改变能源结构以及试图寻求减少碳排放的技术措施永远都只能是第二位的选择。
立法：自觉自愿可能有助于激发早期的商业实验，但关键还在于立法——以及实施。这也是“美国气候行动伙伴”工作的核心
刺激：必须刺激汽车厂商将其技术进步转向改进燃料而不是性能。如果交通限制以及其他方式的道路收费得到广泛应用的话，比起采用新技术，我们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都将下降的更猛、更快。
政治：最大的挑战是政治挑战，需要政治意愿、领导和行动。我们需要更多的“美国气候行动伙伴”，致力于创造更明智、更有效的转变动力。如果斯塔罗斯·迪马斯和其他的欧盟环境委员不能说服我们、推动我们，也许我们就需要更换委员会了。
乔夫·赖是“可持续”的副总裁，牛津大学格林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