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英国的政治活动比作一场晚宴，那么托尼·布莱尔就是开始前一个小时要离开的客人，称其必须离开——但会穿好外套，拿着车钥匙，说着要走却只在前门附近晃来晃去，不会真的离开。这是一种在地狱边界的奇怪感觉，过往的尚未结束，未来的也不曾开始。自从2006年9月我们的首相意欲辞职之时起，这种飘浮不定的感觉一直笼罩在政府上空。政府大臣总是强调他们繁忙如初，同时也承认他们群龙无首。感觉上似乎什么都没发生。
所以，当听说英国政府至少在一个方面的工作是领先的，真是令人欣慰。2007年4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 第一次讨论了气候变化 问题。并非环保附属机构，也并非会员大会的空喊口号，甚至不是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这次是“安理会”进行的审议。往常的“安理会”通常审议边境纠纷、制裁行为或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在“安理会”讨论的则是对地球构成威胁的碳排放问题。
这不难理解：毕竟，“安理会”的工作就是要关注对全球安全构成的威胁，威胁同毁灭这颗星球的风险同等严重。不可思议的是“安理会”之前从未讨论过全球变暖的问题——他们对此不感兴趣。
在常任成员国中，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对此都表示反对。莫斯科驻联合国大使称“对讨论的问题不感兴趣。”解释为：“安理会”应该关心涉及武器和弹药的成年人问题，而不是讨论森林和北极熊这类不切实际的东西。
与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方面的意愿相悖，“安理会”任期轮换，本月由英国执掌。外相玛格丽特· 贝克特 坚持在17日讨论这一问题，于是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得以实现。
她的坚持是正确的，不需要通过决议也同样正确——这样讨论迅速进入了第五行的一系列内容——进行联合国发言中所说的“主题讨论”，强行将这个问题灌输到人们的意识当中。尽管三个主要成员国对此疑虑重重，最终结果相当出乎意料：讨论记录的结果表明不仅仅局限于15个成员国，52个国家的代表都做了发言。最后，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气候变化的确对国际安全构成了威胁。
全部的观点改变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讨论的背后人们进行了深刻的、切实的理性思考。但现实情况是各国政府总是把安全威胁摆在首位，让我们看一下华盛顿方面在“反恐战争”上的花费。乔治·W·布什在议会通过最新的预算，将在未来五年把美国纳税人缴纳的7,500亿美金投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军费中。环境学家梦想着能够得到这些投入的哪怕一部分，即使是四分之一，也就是2,000亿美元已经足够向发展“低碳”经济迈出一大步。例如，用这笔钱就能够改变发电模式，捕获碳并将其储存在地下，而不是排放到大气中。
如果梦想得以实现，这会是一项巨大的国际性基础设施工程。各国政府如果能够将这一问题作为头等大事，以布什和布莱尔在传统意义国家安全威胁上的精力和投入——对“反恐战争”表现出来的紧张、不惜血本的投入——那么解决气候问题肯定不在话下。
因此讨论具有政治意义：把全球变暖作为一个环境或者科学问题，这样就会取得相应的预算。将其作为一个问题和核扩散或者国际恐怖主义一起摆在这些大人物面前，应该可以引起注意并且促使他们做出预算。
更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地球温度的升高带来了危险——包括“安理会”能够直接看到的威胁。如果随着冰川融化和海平面升高，土地不再适宜居住，或者温度升高引发旱灾 ，该地区的居民就必须迁移。据可靠预测，本世纪中叶2亿居民将会迁移。有些迁移限于国内，有些则为跨国境迁移——我们明白这会带来多少问题。人们会为了争夺肥沃的耕地和饮用水等有限的资源发生冲突。在达尔福尔，导致游牧者和定居牧人之间冲突的部分原因就是降雨量的变化，由此可以窥见我们的未来。
可能是农作物产量减少或者鱼类资源较少，也可能是飓风或洪水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还可能是争夺能源、原油或汽油的战争。气候变化会带来诸多威胁，直接产生的冲突或者当前的紧张状态都会将我们推至战争的边缘。
这些还不是全部。这个问题已经更加接近国际关系问题。注意，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已经将日益增多的排放描述为发达国家对贫困国家的“侵略行为。”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制造污染，失去了原有的环境、付出了生命代价。（乌干达80%的能量来自水力发电：干旱意味着大坝后面已经不再有水——以及国内的大规模能源危机。）
随着全球变暖的后果日益明显，忧虑也日渐增多——给我们带来的可能是冲突或者国际恐怖主义。
最近的联合国讨论表明这一点点投入也开始减少了。可能不是俄罗斯，他们的大使警告说我们过分夸大了全球变暖问题；也不会是白宫，他们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空白的报告，迎合布什政府做出的否决。尽管如此，两位美国参议员，“共和党”的查克·哈格尔和“民主党”的迪克·德宾提出一项议案，要求美国政府机构对气候变化进行一次国家情报评估，而从前这样的评估只局限于苏联核军火库或者中东局势。
这种变化意义重大，世界大国知道如何在适当的时候平息事态。现在他们必须意识到的是他们正面临比以往更为重大的问题——一个可能毁灭一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