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9月份，来自2000个NGO的代表都会造访位于纽约的联合国，讨论一个全球性的重要议题。依照近期国际关注的议题——从阿尔·戈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到英国政府的斯特恩报告——今年的主题是气候变化。
政治和经济利害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会议的主题，然而，今年的讨论远离了这些利害关系。各国政府一直都在喋喋不休地争论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问题、保护其港口免遭洪水的袭击、并忙于设立界标以要求北极的所有权，而与此同时，今年NGO会议的代表们都在注视着气候变化正在怎样影响着全世界的贫困人口，这次会议是本月早些时候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
气候变化对贫困国家造成的影响太大了，这些国家往往聚集在赤道周围。气候学家认为，在未来10年中，全球的温度都将升高，而降水将由赤道向两极转移。这——至少在短期内——将有益于北半球的富有国家，而将导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普遍的干旱和沙漠化。同时，热带风暴的增加将使南太平洋岛国处于危险之中。冰冠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将威胁到亚洲三角洲的城市，如上海和加尔各答。4月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发布了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的报告，指出，“由于气候变化增加了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而这些压力是与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所以预计，气候变化将给亚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冲击。”
当这些变化挑战全球水安全和食品安全的时候，南半球将遭受最严重的损害。例如，干旱国家将会出现农业减产——即使与此同时，GDP的增加可能意味着它们的人民需要更多的动物蛋白。在这次会议上，几个专题研讨会对解决这些危机的方法进行了评估，这些方法从改善农业到普及海水淡化不一而足。但是，其中一个赢得最多关注的议题是，气候引起的移民。
今年早些时候，基督教援助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环境原因，在未来50年里，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七分之一——将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自然灾害迫使这些健壮的成年人逃离至更安全的地区，而此时，发展中国家只剩下那些瘦弱的人群，都是老人和残疾人。福德汉姆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帕特里西娅·布隆奈尔教授认为那种情形可堪比拟目前中国农村的移民潮，在中国农村，成年人去了大城市，把没有赡养支持网络的老年人留在了家里。
同时，发达国家将经历一次来自更贫困国家的移民涌入。对一些人来说，那个景象是一种扭曲的正义。历史上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了气候变化，虽然工业化国家应该为此负责，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把这个责任强加给了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受到气候变化现象的影响最为严重。现在，发达国家可能看到那个责任以难民的形式回来了，使其饱受困扰。在一个关于土著居民的专题研讨会上，与会成员、萨摩亚环境问题NGO Ole Siosiomaga 协会”主席Fiu Mata’ese Elisara-La’ulu提出了这个问题：“当你开始讨论环境难民问题的时候，这里有一个义务的问题。有一个责任的问题。”
巴西土著权利激进主义分子马科斯·特雷纳更加直言不讳，他仿佛在向一个联合国会议发表演说：“你们白人有权力，但是你们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对待地球呢？”
中国面临的气候挑战
中国主持了一个专题研讨会，主题是中国的气候变化计划和观察活动。许多讨论集中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这已经成为政府在诸如排放限额等有关限额的谈判中的一个重复主题了。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叶谦提到了美国未能签署京都议定书这一状况——很多中国专家都提出，相对于中国自己接受排放限额而言，这种状况必须首先考虑。“我们正在目睹温室效应与白宫效应的对决，”叶谦说。
第二天，在悉尼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论坛上，胡锦涛主席发表了一篇讲话，重申了这种意见。在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推动了一项联合气候变化项目的应用之后，胡锦涛敦促发达国家实现其排放目标，并在联合国环境政策谈判的框架公约范围内运作。最后，胡锦涛的姿态击碎了澳美希望达成一个强有力的悉尼宣言的愿望，与会者通过了一个非约束性的能源强度目标。
但是，在谈到中国对温室气体的历史责任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经常被提及，世界初步认识到了对中国的气候科学来说这种地位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在中国主持的专题研讨会上，中国国家气候中心的科学家任国玉用在发展中国家中收集的数据对问题进行了概括：“我们缺乏过去100年中或更长时期内的长期气候数据， 我们缺乏某些变化的关键信息。”
高度的城市污染导致了城市异常炎热，因此，中国在数据收集中面临着另外一些问题。任国玉展示了一些气象站的幻灯片，包括西宁、石家庄、北京以及内蒙古的百灵庙。所有气象站都被大楼重重包围着。其中一些沉浸在朦胧的灰色薄雾中。“当西宁气象站被迁移到郊区的时候，”他解释道，“我们发现，温度有了一个巨大的下降。”
的确，缺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数据使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毫无成效。该委员会发表了4月份的环境影响报告，正如《自然》杂志在对它的评论中指出的那样，在28,671份生物系统观察报告中，有28,115份来自欧洲，只有2份取自非洲——这特别令人担忧，因为该地区正在遭受非常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
任国玉强调，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需要更多资金和援助来发展气候科学。“发展中国家筹集资金和培训专业人员的能力非常薄弱，”他说。“在某些地区，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好观察系统。我们需要加强数据保存和管理。”
在会议的闭幕辞中，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主席拉金德拉·帕乔里——作为一位印度能源专家，由于努力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问题，他于2002年被委员会成员选举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强调，在世界很多地方，气候变化已经在危及生命了。他指出，世界应着眼于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人群，对气候变化做出适当的反应。
“我们必须记住，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不公正的，”帕乔里说。“在世界的不同地方，气候变化发生的程度不同，发生的频率也不同。”气候变化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了吗？帕乔里说：“如果你同那些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群谈这个问题，他们会告诉你，我们受影响的程度可能已经越过了危险的门槛。”
马语琴是驻在上海在的自由撰稿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