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比欧洲平均水平要低21%。即便如此， 这个国家还在朝着更高的绿色发展目标迈进。法国最近宣布要在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发挥带头作用，并表示希望中国能进行一场生态“新政”。王冬莹采访了法国气候变化谈判大使布利斯·拉兰德，向他提出了关于贸易、能源和低碳经济的问题。
王冬莹（以下简称王）：法国新总统萨科齐十月下旬宣布了一系列国家环境新政策。这些措施是一个由工会、产业界、NGO、各界代表以及政府五方对话和讨论（称为“格勒奈尔环境论坛”）的结果。法国期望通过这些政策来启动一场绿色革命，并提高环境信息的透明度。信息透明度的加大也是中国等国家在解决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方面需要做出的努力之一。请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法国采用这样的新办法来进行政府决策的？
布利斯·拉兰德（以下简称拉）：萨科齐一当选就宣布把应对气候变化放在优先地位。为找出最好的方法以落实这个优先性，他希望和主要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讨论，其中包括一位人气很高的NGO领导人——尼古拉斯·胡洛特。在总统大选期间，胡洛特曾经向所有候选人游说。这就是“格勒奈尔环境论坛”的由来。
王：法国正在讨论碳成本事宜以及一系列的生态对策，这些是法国气候变化政策制定中的关键原则。您认为这将如何转变法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个转变中，法国又会面临什么挑战？
拉：为了降低能源结构中化石燃料的比重，法国已经制定了一整套的政策。我们有80%的电力来自核能，并且设计出高速火车来避免过多的国内航班，另外还生产了小型节能汽车。
我们现在通过措施来重点提高建筑物能效、加强城市的公共交通并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我们还将修正税收制度，以鼓励低碳行动。
王：法国在有机农业方面也雄心勃勃，计划在２０２０年把有机农业所占土地面积比例从现在的２%提高到２０%。法国２００８年下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真的能在欧洲推行有机农业的发展吗？
拉：法国的农业实力很强，我们相信能够在不减少产量的前提下实现更加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同时，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也在朝着相同的方向前进。
王：您如何理解“零碳经济”？您认为发展零碳经济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拉：我们都必须创造零碳经济。在供应方面，我们应该有很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既有分散的，也有集中的。氢气以及类似的气体或许将是我们主要的能源出路。在需求方面，我们必须找到低碳的生活方式，也就是降低能源强度。
王：法国最近在联合国呼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一场经济和生态的“新政”。 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王：萨科齐总统还要求法国的进口品需符合法国的环境标准。（类似这样的一种国际惯例确实可避免近来一些中国产品召回事件的发生。）在中国，70%的海外投资都投入到制造业，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应该在于中国环境法规的薄弱。您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政策来保障一个更加绿色的全球贸易体系？碳标签是一个选择吗？
拉：（很多企业）到中国发展业务的较主要的原因不是为了逃避环境法规， 而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同时劳动力成本也低于欧洲。不过公平竞争确实正日益成为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来强调和解决它。法国倾向于碳标签这种方式。
王：今年10月，欧盟延长了对中国节能灯泡进口的反倾销关税期限。欧盟正制定雄心勃勃的节能目标来抗击气候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一边要用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地区工业生产，一边又要进口更加绿色的产品，二者之间如何平衡呢？
拉∶对中国销往欧洲的节能灯泡实施反倾销关税，是因为这些灯泡使用了一种稀少（也就是说昂贵的）的材料，而这种材料在中国才有。一方面，中国拒绝向欧洲出售这种材料；另一方面，向欧洲出口的灯泡中并没有体现这种材料的真正价格。
但是您说得很对，对环保型产品应该实施自由贸易。
王：作为法国前环境部长，您在法国的水和废物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上很有建树。那么，对于中国如何解决不断恶化的水短缺和水污染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拉：我认为中国应该建立流域管理制度，使一条河流的所有用水者共聚桌边（来共同讨论这一问题），以保证水得到正确和公平的利用，并在排放前得到处理。
面对水荒，重要的是提高用水效率（滴水多产粮），并且进行水的净化和再利用。
王：最近萨科齐总统重申法国要发展核能，他说：“有观点认为，在法国我们不靠核能就可以迎接气候挑战，这是幻想。如今我们别无选择，除非放弃增长。”按照同样的逻辑，中国是不是应该继续依靠化石燃料来实现增长呢？中国是不是应该把清洁煤炭技术放在优先地位，而不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拉：对诸如中国和美国等严重依赖煤炭的国家来说，清洁煤炭技术是至关重要的。麻烦之处在于清洁煤炭的成本仍然相当高，而且还处于尝试性开发阶段。尽管还需要花费很多精力，但我认为中国肯定会利用这些技术。
王：中国有望在２０１０年把整体能效在２００５年的水平上提高２０%，作为法国的气候变化谈判大使，您如何评价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努力？
拉：我很赞赏中国在抗击气候变化上的政策和措施。我们气候谈判的重点就是对这些政策的结果进行评估，并且把它们融入到一个国际机制中去。每个人都知道必须降低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那么我们都在朝着什么方向努力呢？必须确立一个共同的目标。
王：通过《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中国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信用额提供国，但是在发达国家给中国提供的技术中，最新的技术只占到了很小的一部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保证清洁发展机制真正得到成功的实施？
拉：我认为中国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很成功，因为它们确实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如果中国能够允许外国公司也参与清洁发展机制，中国就能受益于更多先进的技术。而现在，只有中国公司才有资格参与这一机制。
王冬莹：中外对话执行总编。
布利斯·拉兰德：法国气候变化谈判大使。现任经合组织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曾于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２年担任法国环境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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