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刚刚在印尼闭幕，在召开前的几个月里，会议面临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要求在2009年之前给出一个确定的路线图，以制定国际《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取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围绕这个主题，举行了数不清的全球高层活动和会议，媒体报道铺天盖地，NGO、产业界和政府机构的分析也层出不穷，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艾尔·戈尔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如此多的公众关注引发了许多人极高的期望，所以巴厘岛会议后的失望便在所难免，差强人意的会议结果让谈判代表、科学家、记者和公众都大失所望。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字方会议的基础上，代表们热情高涨，一直工作到夜里。由于最后一天的谈判十分激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重回会议，以确保会议不致“失败”。在欧盟和美国之间，围绕减排目标的规划产生了严重分歧。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巴厘岛会议实际上从未公开讨论强制性减排目标，原因就是太多国家还没做好准备。最终，代表们同意考虑把“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适当的全国性减缓气候变化行动”作为2012年后减缓气候变化战略的一部分。
然而，2012年以后的气候框架的四个板块：适应、减缓、技术和资金在巴厘岛会议上的确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对气候适应和林业的重视增加，达成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关于技术转让和融资机制的讨论也有进展，尽管并没有达到许多人的期望。代表们还讨论了减缓气候变化措施，特定产业的全球性行业排放目标现在已经列入了进一步讨论的日程。
亚洲的未来
这些成果对亚洲很重要。现在亚洲面临的两个最严重的问题是森林采伐和气候适应，但它们在《京都议定书》减缓措施中的地位却不高。此外，发达国家一再呼吁中国和印度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里做出实质性的减排承诺，而两国也表现出更加严肃的应对态度。中国和印度在会上都提出了各自的气候变化战略，两国还都建立了高层的跨部门国家机构来应对全球变暖，并开始通过制定可再生能源和能源强度目标来落实政策措施。
但是，中印两国还达不到履行和发达国家同等义务的条件。在会议上，两国始终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即历史排放责任更大、能力更强的国家应该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得更多，同时也必须建立一个灵活的未来框架，其中包括大幅减排和主要排放国的技术转让。在西方，有很多声音仍在呼吁为所有主要排放国制定一个包含约束机制和强制义务的条约（尽管不一定非要是整体经济目标）。巴厘岛会议决议的具体解释在这点上留下了开放的讨论空间，这无疑将成为未来两年的一个争论点。
由于担心经济增长受到影响，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拒绝约束性的减排目标。许多亚洲国家才刚刚开始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威胁，国家战略的制定也还处于初始阶段。该地区经济增长模式的预测难度也使得确切长期减排目标的制定具有挑战性。尽管如此，由于亚洲的排放估计将有巨大增加，有些国家极易受影响，近来的科学报告也表明灾难性影响的可能性加大，也就是说第二承诺期必须产生实质性的结果。
气候机制
在很多亚洲国家，气候变化都不是高优先级问题，但可持续发展政策已经得到广泛的呼吁。改革清洁能源发展机制(CDM)，在该机制下，有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建设减排项目，这一步迈对了方向。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SD-PAMs)的方案则会使发展中国家制定具体的政策承诺，在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些自愿性减排将产生可交易的核证减排量(CERs)，巴厘岛路线图的说明支持这一方法，号召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执行减缓措施。况且，有些核证减排量来自那些不太被认可的项目，如与氢氟烃物质有关的，将被从机制中“折扣”出去。用这些方法，能够对清洁发展机制进行重新规划，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而不是把排放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许多亚洲国家都计划依靠国内的煤炭资源来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然而，中国和印度的国内政策表明，可再生能源在亚洲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支持。巴厘岛路线图呼吁发达国家在技术转让和融资上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类似的减排努力。为这种支持制定具体细则，将是未来两年要讨论的主要事项之一。要消除以排放增加为代价的发展、促进能源安全，重要方法有以下几个：升级现有的合作行动；大大增加碳捕获和碳储存等项目的研发基金；降低环保技术的贸易壁垒。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抗击气候变化技术“情报交换所”也很有用，在国家减缓气候变化计划的制定中，这有助于决策者理解和选择适用的技术，这个领域很复杂，常常需要专家的帮助。
选择“菜单”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包括亚洲国家，还没有做好接受约束性减排目标的准备。但是，其中有许多国家已经明白气候变化的危险，意识到它们应该接受某种形式的目标。巴厘岛路线图反映了这一现实。目前的重要任务是保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系列有效的选择。发展中国家也要为未来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做好准备，这要通过国内的能力和制度建设，对气候变化政策进行有效的国家规划、制定、监控和执行来实现。
2012年后框架将通过两个主要策略来提高对义务和国内能力建设的接受度。第一个策略是通过改革后的清洁发展机制，把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温室气体减排密切相连。清洁发展机制下有一个选择“菜单”，包括适应政策、森林管理政策和“折扣”过的核证减排量。第二个策略是通过大幅度增加技术转让与合作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发达国家应该相应地增加责任，方法包括：进一步减少排放；建立协调的多维管理框架；增加研究合作；鼓励替代能源投资；继续提高并扩大碳排放市场；贯彻巴厘岛路线图所敦促的发达国家技术转让和融资。
2008年，重要的是夯实巴厘岛的进展，这样就可以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上取得更大的进步。届时，发达国家必须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能力。一旦这种能力达到足够的水平，如果能在可持续发展和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履行义务，发展中国家可能就会准备好接受它们那份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陆恭蕙是香港思汇政策研究所行政总监。
安德鲁·史蒂文森是在香港学习的美国富布赖特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