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进入2008年，中国南方地区就遭遇了罕见的冰冻雨雪灾害。持续低温不但造成城乡居民取暖困难，而且输电线路结冰和冻雨雪压垮高压输电铁塔还导致大范围断电事故和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公路、铁路运输中断，成千上万的旅客被迫滞留在车站和雨雪交加的道路上，而此时恰值每年人流最多的春运高峰时期。在受灾最严重的湖南、贵州等地区，大面积停电甚至停水接连发生，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缺乏饮用水和御寒设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根据国务院统计，这次灾害中受灾省份达到19个，基本覆盖整个南中国，受灾人数在1亿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在500亿元以上。
而国内的宣传报道一般也都把这类灾害归结为异常性的、偶然性的气候事件——所谓“百年不遇的洪水”“几十年不遇的旱情”，这次的雪灾也被称为“50年一遇”。但问题是，偶然得多了，就不再是偶然。极端性天气在中国屡屡出现，说明有其必然性存在。事实上，我们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异常”天气成为“经常”现象的时期。而我们在灾难的尾声中更应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在灾难面前会如此脆弱？今次雪灾虽然也属于全球性气候异常中的一部分，难以避免，但并不是一定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为此，我们不但需要反思致使灾害发生的自然和技术原因，也需要反思导致灾害后果扩大的社会和制度原因。
中国近年来接连遭受的自然灾害，意味着中国在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一轮经济增长过后，开始面临极为严峻的生态挑战。而在这类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虽不是雪灾等生态问题的直接肇因，但其与自然生态问题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确实加重和加速了后者恶化的程度，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变得更加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
就社会层面来看，这次灾害的影响反映了中国地区差距过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户籍制度阻碍，人口定向流动、传统观念强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普遍存在。突如期来的雨雪冰冻天气，不过是把这些社会问题激活而已。这些问题的后果总是一次又一次落在社会中下层人群身上。拿春运来说，总有人把每年一次的大规模民工返乡说成是乡土观念强所致。但事实上，人的观念也是由一些具体的因素形成的。媒体单纯地号召民工留在城市过年，殊不知，一个人一年或几年回不了家，那种心灵上的折磨是无法想象的。特别是对于那些谋生艰难、受尽歧视、饱尝失败的民工来说，每年一次的回家才能够找到心灵的避难所，这同样是生存所必须。那被困在火车站的数十万民众，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他们更需要的是在城市里安身立命，而非年复一年如候鸟般迁徙，这种愿望的渺茫预示着在社会中下层，某种发展瓶颈确然存在。今次剥夺了他们回家希望的当然是罕见的大风雪，但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们每年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艰难跋涉呢？
就制度层面来看，在灾难发生后，南方各地的政府动员了其所能动员的一切，许多地方领导都下到一线现场指挥。以广州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在这场危机中的努力和成效都值得赞赏。但拥堵、物价上涨、电路中断、能源危机还是接踵而来。应该说，灾害天气不是一夜间形成的，权力过于集中所带来的反应迟缓和治理低效，是导致灾害后果放大的重要因素。如广州火车站前一阶段的混乱状况就与信息不透明甚至虚假信息泛滥、对灾害准备严重不足有关。如盲目发布乐观信息，促使已经散去的人潮再次回流，给火车站造成更大的压力，2月3日终于因拥挤踩踏而导致一死一伤。而全国范围内的用电、用煤困境也不能全然以天气为借口。事实上包括南都、新京报等多家媒体共同的结论就是，所谓“电荒”“煤荒”，其根源不过是由于信息不畅和行政管制僵硬所带来的“管理荒”！
同时更值得深思的是，即使事态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对此的反思仍显不足或者根本没有。最典型的莫过于灾害新闻报道方面：公众要求更多的知情权，而我们的媒体在把握方向、及时报道等方面虽基本令人满意——特别是广东媒体，在这场灾难中不隐瞒、报道及时准确、覆盖面广，甚至其他受灾地区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也要引用广东媒体对该地的报道——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新闻报道的“宣传性”仍大于“新闻性”。这种新闻管理思路上的落后显然是来自权力管制的习惯性思维。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相当的混乱。
这几年，所谓“百年一遇”的灾害性天气频繁发生，说明我们的生存环境正在悄悄然而却是难以逆转地走向恶化。可以想见，抵御频发的自然灾害将会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单纯一场灾害可以指望政府来解救，而抵御经常性、频繁的灾害可能就要靠社会自己的动员和自救能力了。而中国应对大规模灾害事件过程中从组织管理到沟通协调上的不适应，却集中反映了中国经济现代化与社会、政治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和不匹配。而这些问题决非通过“领导重视”“权力集中”“宣传教育”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更深入和广泛的公民社会自治网络和公民道德习惯的养成，以及建基于此的政府行政方向和行政能力的改善。
冰冻灾害天气还在持续，也许在几天后它会得以缓解，火车站混乱的人流也终将散去。但我们的问题是：下一次的灾难何时会来？可以想见，类似的由自然灾害所引发或者放大的社会问题的情况会在可见的将来层出不穷。而要解决这类问题，不是仅仅在环保领域内做出努力就以做到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政治文明的建设和生态文明的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考虑，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努力不能直接阻止自然灾害，但它会使我们在面对同样的灾难时更有力量，生存的机会更大，受的损失更小。在现代经济的基础上，通过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动员能力的加强，建设现代社会和现代政府，当是这个民族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之所必须。
唐昊，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市民》杂志副总编辑，著名专栏作家。曾在《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南风窗》《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学术期刊和平面媒体发表文章数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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