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四月，一群环保活动者封锁了E.ON能源公司在英国中部的Ratcliffe-on-Soar燃煤发电厂。他们的目的，一个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另一个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为了救命”。2008年2月25日，莫里斯·库珀法官做出了一项长达20页的判决，承认“亟需采取激烈行动”，但他也判决抗议者们有严重非法侵入行为，说他们的辩护（他们的违法是为了救命的必要行为）缺乏依据。
我在审判中担任了专家证人，关键问题是：究竟有多少人死于气候变化？英国又该为此负什么责任？我很吃惊的发现没人知道答案。像我这样的科学家们参加了很多项目，包括测量二氧化碳排放、气温、海冰融化以及鸟类、雨林和珊瑚礁受到的更复杂的影响。我们知道气候变化的相关事故正在致人死亡，然而却没有一个全面的全球监测计划来记录因气候变化而死亡的人数。现在还没有任何官方的气候变化死亡数字。
坦白地说，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影响很难量化。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人群来充当对照组。死亡的原因通常是多元的。尽管在校正的气候条件下可以预测特定天气事件的发生，但单独的事件却很难完全归因于气候变化。
最大的障碍就是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各种影响。首先是直接影响，如洪水的泛滥；其次是复杂的间接影响，如粮食减产，这会加剧营养失调，还有疟疾等传染性疾病传播方式的改变。此外，还必须注意减去气候变化对健康的正面影响，比如，在这个日益变暖的世界，寒冷天气对健康的影响就减少了。
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了唯一的全球气候变化死亡人数估计——大约每年15万人。令人担忧的是，这个估计来自2002年的一想单独的建模研究，其中只包括四种气候变化影响（即由疟疾、营养失调、腹泻型疾病和洪水这一个系列造成的死亡）。但是，就像报告的作者所说的，这只是一个高度保守的初步估计，而且现在也太过时了。
我们要得到气候变化造成的死亡人数，为什么非要依靠这个单薄、有限而又过时的研究呢？这并不是对世卫组织的批评，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只有世卫在孤军奋战呢？
气候变化学界的核心当然是那些研究大气的科学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很少会和人类健康直接相关。至于医学界，他们显然对拯救眼前的生命更感兴趣，而不会去关注更缓慢、更长期的气候变化影响，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应对也就晚了。
毋庸置疑，研究课题要受到资金的影响。没人要求政客们统计死亡人数。但为什么不呢？也许这和另一项政治事务有相似之处，那件事也造成了重大的死亡，却没人去计算死亡人数——就是伊拉克战争。各国政府肯定都不愿意听到人民因为他们自己的选择而在异乡奄奄一息。因此，如果你要做一项题为“去年英国碳排放致死3千人”的全面研究，有谁会资助你呢？
环保主义者和库珀法官都想知道温室气体排放和死亡之间的确切关系，这个任务不应该被推给未来的科学家。医学专家们通常会给出类似的结论，比如某一年高血压所造成的中风死亡的比例，或者把肺癌死亡归因于过度吸烟。这只是一个决定的问题，决定它是否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上述理解之所以至关重要，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原因。第一，这是一个基本的公正问题。逝者应该被铭记，而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也应该知道死亡的原因。第二，死于气候变化的人数很可能被大大低估了。
这意味着用于制订政府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可能会受到偏爱，这些政策会产生巨大的气候影响（比如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修建一条新跑道），而我们低估了这些决策的人类生命成本。此外，我们还可以把人类生命和在机场候机排队的时间等同起来。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