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媒体获知了一项欧盟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成果，而它本来应该在3月18日才正式公布的。如果现在不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全球变暖，未来几十年可能会造成资源方面的严重冲突，该研究针对这一点进行严肃评估。两天后的3月16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也公布了数据，表明全球冰川的融化速度（气候变化的关键指标）加快了，2006到2007年度速度增加了1倍，而2007年的数字是从1980年到1999年期间平均数字的5倍。这两个文件一起，给主要排放国家的政府和居民都带来了一个无法逃避的考验。
UNEP的数据来自《山岳融解》报告，该报告是在世界冰川监测机构(WGMS)的研究基础上写就的。它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在世界上很多关键地区，冰川是粮食生产体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山脉（安第斯山、喀喇昆仑山，特别是喜马拉雅山）上的冬季降雪和巨大冰川中储蓄的水，在春季和初夏会慢慢融解，为冰川周边地区提供灌溉用水，范围远达1600公里之外。如果冰川融解过快，或者冬末降雪变成了雨水，来年农耕季节，山脉中流出的河流就无法再为粮食供水了。
UNEP的研究之所以重要，第二个原因在于它又提供了一个证据，证明气候变化正在加速，因此也进一步证明了必须迅速进行决定性的政策转换来应对这个危机。然而，尽管这种观点广为传播，却还是没能对政府政策产生应有的影响。有太多的大人物和利益集团（包括许多产油国政府和一些跨国油气公司）仍然拒绝承认这些证据，拒绝进步。
另外，随着问题的加剧，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措施的规模也在扩大。现有的碳排放至少在未来30年里将产生最严重的影响，这一事实意味着，到2050年将全球碳排放削减50%的计划已经不够用了（尽管它确实比五年前的提议要进步得多）。分析家们可能会区分那些真正需要的细节，但是一项共识正在形成，这就是到2050年实现80%的削减，其中包括从2012年到2015年（也就是未来五到七年）的深刻削减。
全球性焦点
欧盟的报告（《气候变化与国际安全》）之所以这么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处于一个密切关注的背景下。我们在解读这份报告时，必须结合气候变化的三个特定方面。
正反馈过程，包括极地海冰的夏季融化和永冻层融化释放出的甲烷，意味着气候变化可能变得更严重。
气候变化会（与90年代初的共同估计相反）影响许多世界最贫困的地区，主要形式是严重干旱。
全球气候变化的估计必须是共识性的文件，为的是让众多国家的气候变化专家集合在一起，因此这些文件的评估就不可避免也自然而然显得保守。
这份欧盟报告是哈维尔·索拉纳（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和贝妮塔·费雷罗·瓦尔德纳（对外关系事务专员）为欧盟委员会准备的，递交给了2008年的3月13-14日的欧盟委员会气候变化峰会。然而它也具有一种紧迫感，而这种紧迫感正是欧盟成员国和其他国家政府的同类报告中所严重缺乏的。确实，它最令人信服的论点之一与气候变化对北半球之外的较弱国家的影响有关：“气候变化最好被看成一种危险放大器，它会加重现有的趋势、紧张和动荡。核心的挑战就是气候变化威胁着超负荷的国家和地区，它们本来就已经很脆弱，很容易发生冲突了。”
报告预言，如果这个挑战不能得到正确解决，就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后果：随着降雨减少，将会爆发食品和水资源冲突；沿海城市的基础设施和肥沃的河流三角洲将面临风险；从环境导致的移民，到被边缘化的民族对其遭遇的反应的激进化都会带来紧张。报告也提到了某些世界能源最富集地区的潜在能源冲突，因为它们本身也经受着气候变化引起的物质和社会压力。
整个报告的语气是悲观的，带着一种对前方行动紧迫性的非同寻常（在这种官方文件中）的了然。它主要强调的是气候变化的结果和欧洲应该如何应对，特别是削减碳排放。它还提出投入更大的研究力量，理解气候变化的地区性影响，以及发动更多发展性资源来应对这些影响。
精英视角
尽管报告有各种各样的价值和重要性，但是，其中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它没能脱离欧洲中心论的窠臼。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和今年1月美、法、英、德、荷五国前国防部长发表的那个报告大同小异。这另外一份报告题为《朝向未知世界的大战略：重新审视跨大西洋关系》，它从北大西洋的视角阐释了全球威胁，非常直白，毫无羞涩。作者们关心的就是从芬兰到阿拉斯加的范围，他们坚持认为必须有一个复兴和强化的北约，同时还要让北美和欧盟的其它联系变得比现在紧密得多。报告中的假想“异己”是来自一个不稳定、不确定世界的新敌人，其亿万居民令人不安地聚集在欧洲、加拿大和美国的“文明”围墙之外。
这份前国防部长报告的世界观实际就是保护现状，把气候变化当成精英国家的问题而非全球社会的问题。因此，它失败了，也注定要失败，世界正在深刻且加剧分化，它的问题要广泛得多，气候变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报告并没有体现出这一点。这个分化既是社会经济上的，也是想象中的：由于教育、识字率和技术的改进，人们形成了一种共识，世界上那些本来处于边缘化的多数的人们（从“异己”那边看）对这种状况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了解。
“气候变化即威胁”范式的核心逻辑就是为更多形式的物质安全创造需求。既然欧洲最大的问题可能来自“军事移民”（特别来自北非和中东地区），南欧的陆地边界必须得到控制，地中海被看作屏障，建设和部署必需的军事力量来帮助保证欧洲的安全。
当前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全球化的、技术广泛传播的世界，下了死心的民族的小团体（举个例子）就可以用民用飞机来袭击纽约的摩天楼和世界上最大的军事总部（那里的保卫措施只有临时凑和的匕首）。这一事实使得这个保卫欧洲的想法变得难以实现。欧洲人几乎不可能把地中海当成21世纪城堡的护城河，这就和以色列人要修一堵高墙来隔离死士们一样。
的确，欧盟报告至少没有从单纯的安全角度来看问题，它提到必须支持欧洲以外的受害国家渡过气候变化影响的难关，它也承认在社会经济分化和环境约束之间存在一种关联。它没能做到的就是全面地揭示这种关联的含义。
欧洲为避免不正常全球境况而采取的行动，要求我们作出一个史无前例的承诺，抵制气候变化并改善那些目前无法避免的影响，特别是在较穷的国家。它还要求大大提高发展的承诺，不仅仅停留在贸易改革、减免债务以及针对可持续和分性别发展的直接国际援助的层面上。
反乌托邦与乐观主义
35年前，经济地理学家埃德温·布鲁克斯提出有一种危险，即“拥挤而可怖的地球存在巨大的财富不公，靠着赤裸裸的暴力支撑，然而它也受着无穷无尽的威胁，来源就是那些身处地球贫民窟的绝望的人们”（参见埃德温·布鲁克斯“增长的生态限制的意义：从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期望和热望的角度”，载《人类生态与世界发展》，安东尼·范恩及保罗·罗杰斯编，Plenum 出版公司，1974年）。
对气候变化和贫富分化进行一项联合响应，既关键又紧迫。欧洲人既有领导能力又有行动资源，而他们的新（既然还没有公开发表）报告也开始从必需的系统论方式来阐释问题。如果分析家们能够扩展到一种全球性的理解，如果问题的极端紧迫性能够得到承认，那么我们就能看到一种乐观主义的源头（尽管是在这么晚的一个阶段）。但是，这需要所有人进行最大的阶跃变化：想象力。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最可能的后果就是布鲁克斯的反乌托邦预言，而且在很多地方它已经成为现实。
作者简介：保罗·罗杰斯，英格兰北部布拉德福德大学和平研究所教授。他最新的著作为《我们为何输掉反恐战争》（2007），本书分析了对“9·11”事件战略性误判，提出需要一个新的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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