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初，我从北京回山东老家与父母过春节。当时，中国的南部正遭受50年来最严重的雪灾，数以万计的人困在机场和火车站，坐在报纸上失望地过年。好在我的老家山东虽有降雪，但交通无碍，我在除夕那天终于回到了家。
母亲见我回来，欢天喜地的给我煎年糕吃，我站在一边陪她说话。谈起这场令半个中国瘫痪的大雪，她说这很奇怪，最不应该下雪的南方居然大雪不断，“这就是人家说的气候变化吧？气候变化不一定就是变暖，说不定有很怪的天气发生。”
在此之前，她跟我唠叨的是我的太太孩子，我的工作，我的身体，谈气候变化还是第一次。在我心里，气候变化应该是科学家和环境工作者的话题，一个76岁的农村老太太跟气候变化有什么相干？是什么让她关注这个问题？
我想到去年9月BBC公布的有关气候变化的调查报告。在大部分国家，问卷调查的样本大约为1000个，但在中国调查了1800人，结果显示，中国人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程度很高， 87%的中国人相信人类活动(如工业和运输)是引起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而持这种观点的人，在美国占71%，英国占78%，印度占47%。
70%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应该尽快采取措施减少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持这种观点的人，在美国只占59%，在英国占70%，在印度占37%。
如此看来，中国人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之高，位于世界前列，这令人生疑。因此，就在三四天前，美国Rutgers大学“气候变化、社会政策与政治中心”的Martin Bunzl教授发信给我，怀疑说是不是接受访问的中国公众把“气候变化”和“污染”混为一谈了。
我查了一下BBC调查的英文和中国问卷，显然没有弄错，中国公众谈的就是气候变化。我告诉他，中国受访者对气候变化有较高的认识，可能因为中国的调查局限于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城市，这里的市民受教育程度较高。而在有些国家，比如英国、美国和印度，受访者来自城市，也来自乡村。
所以我想，那份问卷不能代表整体中国人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中国城乡仍然两极分化，大部分生活在农村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气候变化。
那么，我母亲是什么态度？她前50多年生活在农村，只在最近20年搬到这个小县城。她受的教育与接受的信息不如城市的人，但她是小学教师，喜欢看电视新闻，会用科学来解释生活中的事情，比一般的农村老太太有知识。
“你听说过气候变化？”我问。
“不用听说，我自己就感觉出来了，以前多冷，现在多暖和! 以前‘小雪’封地，‘大雪’封河，很准。现在‘小雪’时很暖和，大雪时河也不冻。以前我们冬天穿棉袄、棉裤、棉鞋、棉帽，现在你们冬天哪有穿棉鞋的，连帽子也不用戴了。”
“你从什么时候感到气候变暖的？”
“好像是从尧河娶媳妇那一年，哪一年我忘了，反正他儿子现在都娶了媳妇了。”母亲说。尧河是我们村的一个人，他结婚时，我二哥为他写了大门上的“喜”字。
我大笑起来。这么说，应该有30年了。母亲说，尧河娶媳妇是12月或1月，应该大冷，但天暖得让人穿不住棉袄。“你小时候，最冷零下18度，现在最冷零下10度，差得太多了。”
最近四五年，母亲才从电视上知道“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这两个词。但全球变暖的原因，母亲倒不必从电视上学，她有自己的观察和总结，“原因嘛，我自己想，就是人多了，车多了，工厂多了，树少了，水少了。”
母亲说，以前的树林很多，夏天一进树林，一片冷气。我外婆的村边有片松树林，隔着一里地，就听到树林里沙沙的风声，凉气似乎就过来了。“现在早砍没了，盖了房子。树林能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没了树林，气温自然就高了。”
工厂越来越多，也是变暖的原因，“夏天在汽车里坐着，一出汽车，就像跳到火里一样，为什么？那热气就是汽车排出来的嘛，这就像工厂，那么多工厂在烧煤，肯定排出热气，主要是二氧化碳。”母亲说。
就在这个小小寿光县城的周围，有全国最大的造纸集团、一个大规模的化肥厂、两个酒厂，以及数不清的中小工厂。这个县的财政收入在全国2000多个县中，排名前30。
我问：“气候变化和污染是不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母亲说，工厂烧煤排出热量，也排出废气。“我小时候，天上一点污染也没有，天蓝蓝的，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晒得生疼。谚语说：‘云彩里钻出太阳，好比后娘’，说太阳晒得很狠。现在哪儿有蓝天？哪儿有太阳？我们这里出门就是灰灰的，像云彩落在地上，那个太阳乌蒙蒙的，算什么太阳!”
在母亲看来，河流的缺乏，也加剧了气候变化。30年前，我们村边的弥河又深又宽，但一转眼工夫，就成了一条干干的河床。弥河的干涸加速了地下水的流失，1976年之前，我们村的水位在两米左右，妈妈用扁担钩着水桶能打上水来。1976年，我们家第一次打水井，水位变成5米，两年之后，变成9米。1980年，水位变成20米。几年之后，我们村那口30米深的井彻底没水了。我们村名为“双井口”，一个井台上有两个圆圆的井口，建村600多年来，一辈辈人的井绳在青石板上磨出了深深的沟痕，而短短10年间，环境的恶化令绵延了600年的传统彻底消失了。
主要原因是几十公里外建立了大批盐厂、碱厂和化工厂，于是我们附近建了两个水站，日夜不停地抽取地下水，用一米粗口径的大管道运往工厂。
很快，寿光县的四条河流：桂河，弥河，丹河，尧河，流干了最后一滴水，这个100万人口的大县，在有历史记载的2100多年中，第一次成了没有河流的土地。河流的干涸与地下水水位的不断下沉，令生态系统持续恶化。
河流不见了，树林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工厂，一座座烟囱，向天空排着浓烟，向地下排着污水，换来中国持续增长的GDP，母亲在一生中亲眼看到这巨变。也许Martin Bunzl教授说的对，中国人把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混为一谈了，因为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比如我母亲——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紧密相关，他们知道这一点，不是因为阅读科学报告，而是在几十年中观察生活的变化。
所以这位农村老太太也像一些科学家和环境工作者一样，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危害，并支持降低这危害，“工厂不能关，没有工厂人们怎么吃饭？但应该治理工厂，让工厂冒白烟，而不是黑烟。”她说。
刘鉴强，北京记者，伯克利加州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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