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本网站和美国鲁特格斯大学的气候变化和社会政策行动合作刊发]
近年来，中国将能源主战场逐步由山西向内蒙古等草原地区转移。我们担心，当内蒙古为国家提供了大量易开发的能源或化工产品后，其命运可能成为中国第二个山西，因为那里的生态环境更加脆弱。尽管从技术角度上看，能源开采给草原带来的破坏可通过一定的措施修复，但这要花费很大的代价，并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那些被沙尘暴带走的土壤将永远回不到草原上来。
那些大大小小的能源集团，舍得投入巨资治理其破坏的生态吗？为保护草原生态而增加开采成本，引起能源价格上涨的时候，国家能接受吗？面对巨额利益诱惑的能源工业侵蚀，我们对草原前景并不乐观。
大量化石能源开挖后，沉睡了数亿年的碳最终还要释放到大气中，这使人类本来任务艰巨的碳减排“雪上加霜”。这个问题早晚会浮出水面。要逃出化石能源怪圈，我们必须从传统的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转向对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深度开发利用上。在这个转产过程中，农村能源得以开发，生态环境得以改善，温室气体得以减排。如果依然按照目前的能源战略，过量依赖化石能源，忽视8亿农民的贡献，则富裕起来的农民一样会和工业与城市争能源。这样的话，我们挖再多的煤也不够用。
中国是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大国，农民的消费潜力一旦释放出来，温室气体排放势如“洪水猛兽”，到时谁也阻挡不了。现在许多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消费压缩空调、冰箱、微波炉等高耗电产品，做饭取暖则大量使用煤炭、天然气、电炉等，而对其家门口的传统能源——秸秆等生物质能不屑一顾，在田间地头一烧了之。
如果全国数百万个村庄行动起来，能源解围也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那么，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呢？请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山东农业大学农业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的一组试验数据。
该试验名为“秸秆养畜促进农村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试验示范研究”，地点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村，地处沂蒙山区腹地，有农民923人。全村耕地总面积68公顷，人均1.097亩。是以种植业为主，第三产业为辅的典型农业村庄经济不发达。我们的试验思路是：充分利用被农民废弃的秸秆资源，先用来养牛，将秸秆中的能源变成牛粪，再将牛粪变成沼气、沼渣、沼液，有机肥及沼渣等还田取代50%以上的化肥。农民做饭取暖的能源完全来自沼气，替代煤炭、天然气和电炉，基本实现农村能源自给自足，并略有盈余进一步供应城镇。
2005年和2006年，蒋家庄分别养牛2头和3头， 2007年我们的试验全面开展至今，该村已销售出50头育肥牛。目前存栏99头，预计2009年该村实际存栏育肥牛可达200头。在专家带动下，该村以育肥牛为主的大牲口数量增加了近50倍，育肥牛的食料除了约10%来自粮食外，其余部分来自废弃的秸秆。有了大量牛粪资源，我们说服县农业局在该村安排沼气工程100户，已完成93户，加上原来自费建立的30多户，达123户，占全村总户数的一半。
每户沼气产量约为1.3立方米/天，农民利用沼气做饭，一年可节省标准煤339公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084吨。全村节约标准煤41.6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33.3 吨。按照国际价格，每消减1吨二氧化碳约需200美元，该村沼气工程可为国家获碳贸易收益24.4万元。
全国有320万个村庄，如实现“村村通沼气”，仅此一项就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53亿吨(全国目前二氧化碳排放量约70亿吨)。如再考虑节约50%的化肥用量，以及有机肥还田固定的碳，则农村碳减排空间更大。农村产生的沼气夏天用不完，白白排放到大气中，如采取一定的措施压缩收集，则可直接替代液化气，并弥补冬天产气少的缺陷。遗憾的是，中国没有一个部门认真研究农民对碳减排的巨大潜力，碳补偿贸易在农村也几乎为零。农村是个巨大的能源工厂，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在上述能源替代过程中，农民还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试验数据显示，每头牛总投入6152.5元，售价达7924.5元/头，净收益1772元，年回报率高达50%，8个月平均每头牛净赚2500~3000元。我们提出的“每家三头牛”模式如能在秸秆富裕地区率先实现，则农民不用进城打工，在家年收入即可愈万元。
解决能源危机必须多管齐下。减少化石能源的开采量，必须从农民这里做文章，在政策上引导农民消费家门口的可再生能源，而非与工业和城市抢化石能源。如果中国分一部分精力到农村能源战场，充分利用牛、羊和甲烷菌这些“生物转化器”，将全国近7亿吨秸秆转化为能源和优质肥料，粮食生产不是将土地变白(农膜覆盖)，而是使其变黑(有机肥还田)，则中国实现节能减排和“大粮食”增产尚存在大量的空间，政府倡导的新农村建设也找到了很好的突破口。
本文由本网站和美国鲁特格斯大学的气候变化和社会政策行动合作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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