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粮食价格动荡，北极掀起新的地缘政治“大博弈”，各国竞相保护耕地，以及官方预测到2012年达到石油峰值；在过去的一年，资源稀缺政治已上升为全球安全议程中最重要的问题。尽管其重要性目前不及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但是，人们的观念已从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不切实际地认为未来资源丰富、永不枯竭，变为勉强接受自然资源迅速接近极限的事实。
首先，气候变化的全面影响正逐渐进入主流的安全分析——从2007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首次讨论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到非洲因旱灾导致冲突的残酷现实。这些仅仅是气候变化（以及我们所作出的反应）在未来几十年中将如何根本改变战略安全环境的最初迹象。
这种转变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或许来自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美国情报界。八年来，乔治·W·布什政府从意识形态上否认气候变化，布什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见到了国家情报委员会出台的两份不同的分析报告。两者均强调了气候变化和资源稀缺是对美国安全和利益的重大战略威胁。没有美国否认气候变化作盾牌，许多其他国家就不会有借口不清醒对待气候变化对其国家安全和未来发展的影响。
自然资源的冲突，无论是需求还是贪婪所致，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过去向我们表明，气候变化导致的社会紧张摧毁了许多发达的社会，例如旱灾导致了美索不达米亚和秘鲁早期文明的衰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资源将越来越稀缺，环境退化愈发严重，以及气候变化的破坏性日益增大，达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这些趋势却是可预测的，令人感到不安。
气候变化已开始制造难以对付的安全威胁，却缺乏有力的安全解决方案。气候变化如同一座嘀哒作响的时钟：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每一点增加都会永久地使气候发生改变，而且我们无法回拨时针，恢复到过去的状态。即使我们明天就停止排放污染，世界几十万年来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悄然发生着气候变化。如果我们未能阻止污染，我们将在下一个世纪经受灾难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将直接迫使数亿人背井离乡，并严重影响数十亿人的生计。
这些影响尚存在某些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但是当这些影响将要发生的时候——而不是如果这些影响将要发生，这种不确定性也就不存在了，除非气候变化减缓。要防止灾难性的、无法控制的气候变化的发生，就需要全球的努力与合作进行和平时期罕见的动员。
在未来几十年里，气候变化将与冷战结束一样，促使战略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如果不加以控制，气候变化对安全造成的影响将跟世界大战一样巨大，而且将持续数百年之久。过去无法为这样的未来提供指引；要作出有力的回应，就必须基于最佳科学预测作出清晰的评估。
尽管存在这些威胁，但目前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既迟缓又不充分。即使是领导全球努力走向低碳经济的欧洲，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费用大约只相当于其国防预算总数的0.5%，不过直接管理所产生的作用没有计算在内。防止气候变化需要更直接更具干预性的行动，其原因之一是经济分析系统地低估了气候变化的潜在极端影响，没有向决策者充分说明最严重风险的影响。然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未能就最糟糕的情况予以确认和作好准备，和管理恐怖主义或核武器扩散的风险一样危险。
安全部门的参与者必须不仅仅是准备对气候变化的安全挑战作出反应，他们还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减少其业务和活动的气候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把无法控制的极端气候变化造成的安全影响和代价传达给政治领导人和公众。除非把实现气候安全视为至关紧要而且关乎生存的国家利益，否则很容易因为避免产生即时成本和对经济竞争力的假想威胁而延迟行动。
然而，气候变化也是获得安全的一次机会。一个低碳的全球经济将是一个能源更加安全的经济。原本打算投入到油气生产越来越集中的不稳定地区的数万亿资金，将发展出新技术和本地清洁能源。这将减缓基于化石燃料储量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并大大减少“石油峰值”到来时的安全影响。
此外，政府如何推动技术发展和基础设施配置，使其达到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类似规模，安全部门在这方面具有极其重要（而且代价高昂）的经验。在能源和气候安全关键技术的发展和配置方面，安全部门的参与者应该促进投资的大幅增加。这将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却是可实现的。最近的估计表明，这将要求技术投资与当前“反恐战争”的支出相当，如果需要紧急应对极端气候变化的情况，投资水平将与阿波罗登月计划相当。
气候变化的现实，要求在如何开展国际关系方面进行根本的变革，并将改变国际安全政策中的许多核心内容。它将改变战略利益、联盟、边境、威胁、经济关系、比较优势和国际合作的性质，并有助于确认联合国在大多数世人眼中的持续合法性。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学将远远超出环境的范畴，并将以新思路思考老问题。
管理我们共同气候安全的复杂性，将成为对外政策中愈发重要的部分。气候变化将要求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重新审视其国际产业政策，共享先进的能源技术，并在经济竞争对手国家（如中国和印度）进行大规模投资。经合组织成员国必须认识到，与实现国内公司利润有限的最大化相比，实现气候安全是关系更重大的国家利益。
能源安全利益将越来越多地通过与能源消费国在技术发展和扩散方面的合作得以实现，而不是通过在化石燃料的发现和输送上与能源生产国发展关系来实现。减少使用进口化石燃料可能导致与很多生产国的关系紧张，以及它们内部的不稳定性。使用煤炭而不进行碳捕获，破坏他国气候安全，将无法实现本国的能源安全。不能保证所有国家的能源安全，就不会在气候安全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假如核能的发展规模将对气候变化起到真正的作用，核扩散机制就需要大大加强。对于某些国家而言，气候变化将被作为一个政治面具加以利用，以获得核技术，用于军事目的，发展和共享危险性更小的替代能源是防止这种事情发生的最好保护。在下一个十年，气候变化导致的一次重大灾难，将导致全世界制定迅速发展核能“紧急计划”的压力——其发展速度将危及当前核工业供应链保持安全的能力。
尼克·玛贝： E3G创始董事、首席执行官。E3G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其宗旨是促进全球走向可持续发展。《创造气候安全：国际安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反应》是他撰写的、以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的名义发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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