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平面上升，北极冰盖融化，正导致大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小岛屿的消失可能把有价值的海洋资源释放到印度洋、太平洋和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环境难民和移民的权利将成为国内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特别是在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和埃及这样的三角地区。水产资源将消失或迁移，毁掉数百万人的生计，破坏精心商定的国际管理制度。欧盟的共同渔业政策将无法以其当前的形式继续存在。
有预测称，所有大河流域水流量将更加不稳定，各国由此将在上游新建水坝和水库。在未来的十年里，这种“气候变化适应”将导致跨边界的紧张局势，包括国家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为了和平处理共同水资源和渔业资源所发生的变化，保护迁移人口和国家的权利，需要强化国际准则，以及国际社会采取更为激进的防范性外交手段。
公正和道义是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富国导致了问题的发生，但首当其冲的则是穷国。如果未能达成和实现激进的减排目标，或者充分帮助气候变化的受害者适应并获得补偿，全球对当前国际秩序的不满情绪将增加。
全球激进的抗议运动正逐渐增多，反对新建机场和发电站的直接行动也在增加。暴力极端分子将利用这些紧张关系，给现有的问题火上浇油，而且奥萨马·本·拉登曾多次谈到气候变化的不公正，并强调了美国的不作为。受气候变化冲击最大的将是穆斯林国家。如果对减缓气候变化全球不作为感到失望，激进的环保运动可能催生生态恐怖主义组织，类似于1970年代极端左翼运动的暴力演变。
若在为控制气候变化而达成后京都联合国协议方面未能采取有效的行动，将破坏国际体系的合法性，降低其处理其他安全威胁的有效性。这份协议必须保护气候变化适应能力最低的最贫困人口的利益和权利——而不仅仅是温室气体所有主要排放国的富人的利益。这意味着要防止气温上升超过2摄氏度的极限，在这一极限水平上，传染病死亡率和水短缺程度将剧烈上升。
总之，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国际关系更加协调合作，也可能使国际和国内紧张关系加剧，由于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上着力于自保而导致“不安全政治”。合作模式将取决于气候变化如何有效地与主流外交政策相结合，并被视为在广泛的安全和地缘政治问题上改变主要国家的国家利益平衡。
由于脆弱的管理体系受制于旱灾、饥荒、洪灾、迁徙、极端气候事件和海平面上升引起的社会紧张局势，气候变化正在增加不稳定地区的冲突风险，尤其是非洲。气候变化处于中等程度，冲突可以防止，而冲突的诱因是复杂的，因为气候变化只是现有紧张关系的放大器。但是，这种复杂性不应成为不作为的借口。有关当前和未来气候安全影响的信息正在逐渐增加，与在安全规划和评估中例行使用的其他信息相比，即使不是更好，也是同样好。如果气候变化没有减缓，越过了关键的环境极限，那么，它将成为国际和国内冲突的祸首。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尽管气候变化依然处于相对温和的水平，气候变化是否导致严重冲突，其决定因素在于政治体系如何对其造成的紧张局势作出反应。很多时候，气候变化影响分析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所有政府都会把公共利益最大化。然而，在世界多数地方，资源管理体制建立在社群和冲突之上，而且极不可能以可预测的、理性的和综合的方式来应对气候危机。
当前萨赫勒（尤其是达尔富尔）不稳定的情况表明，在环境危机时期，资源争端变得政治化，并使当前基于种族、宗教或其它方面的社群冲突加剧，其变化速度是何等之快。这些冲突逐渐形成其自身的内在动力，但是，除非资源问题的根源得以解决，否则将无法获得持久的解决方案。
在一个遭受气候危机的世界中实现安全，需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和深入的方法，来处理气候高度脆弱和管治薄弱的战略要地中的不稳定。这将要求整个安全领域进行变革，把长期和结构性风险因素更好地与规划结合起来，并积极有效地应对艰巨的管治挑战——施加外交、发展， 和执法能力方面的影响。这不仅要求执行一些总的“冲突防范”议程，更要直接关注管理资源利用方面紧张关系的战略需要。
而且，这不应视为发展议程中的辅助部分，而是实现核心安全利益的关键部分。除非农村生计和水资源管理能有力对抗气候变化，否则阿富汗就不会有长期的稳定。当北非给年轻人创造工作机会的很多主要来源受到气温升高和降雨量下降的影响时，建立一个反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心智”联盟的努力将大打折扣。
针对气候变化对不稳定的影响，还有必要在国际气候变化体制中就如何处理气候适应问题上作出变革。迄今为止，气候适应主要框定为一项技术开发活动，但是实际上，在艰难的和极富争议的内部资源管理问题上，它将涉及复杂的政治和外交干预。有关资源管理的政治经济体制必须处于所有适应措施的核心，因为它们涉及生存与身份的资源：土地、水和安全。更有争议的是，获得国际适应资金可能需要附加条件，要求资金接受国改革内部资源管理政策，提高社会适应力，防范冲突，以及就减少脆弱群体的边缘化。
随着地球在气候变化的早期阶段逐渐变暖，所有这些影响正在发生。在我们达到自然系统中的关键“引爆点”之前，如果不控制气候变化，其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到本世纪中期，当前人口居住的世界上大片地区将不适于人类居住。这种结果将超出当前的安全和人道应对能力，将是对国际社会承诺“保护的责任”以及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嘲讽。负责安全的人员必须对其政治领袖说实话：在这些场景完全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提供像今天这样的安全环境，无论硬性和软性安全投入的数量是多少。
世界有财源和技术潜力创造一个安全和低碳能源经济。问题是我们能否作出调动这些资源的政治抉择，追求集体气候安全，尤其是在经济低迷时期。使政治问题走向紧急行动，安全问题是根本。应对我们正在经历的气候变化的后果，重心将是安全领域的改革。当前，在克服降低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COP15）的期望和目标的危险倾向上，安全参与者应该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把气候问题解决一半（例如，使气温上升保持在3-4摄氏度而不是2摄氏度），可能减少短期的政治和财务成本，但是极端的和失控的气候变化风险将不会有实质性的减少。只有达成让世界切实走向所有人实现气候安全的哥本哈根协议，才会有价值。
在确保大胆而迅速地转向安全的低碳经济方面，安全参与者还有另外一个强烈的兴趣，因为这还将减轻化石燃料储量缩小和高能源价格动荡影响的紧张局势。
在本世纪，如果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和价值，那么，对于气候变化引起的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安全参与者必须作出一个有想象力的即时反应。这种反应的初步迹象正在显现，但是，如果要跟上气候变化无情的生态时间表，必要的变革需要比过去来得更快。
尼克·玛贝： E3G创始董事、首席执行官。E3G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其宗旨是促进全球走向可持续发展。《创造气候安全：国际安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反应》是他撰写的、以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的名义发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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