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中，50多位中国、政治和商务专家致力于为巴拉克·奥巴马的新任美国政府提供一个与中国合作的政策路线图。报告名为《共同的挑战，协作应对：美中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路线图》，由中美能源与气候合作计划专家组撰写，项目联席主任为北京清华大学教授约翰·L·桑顿和当时尚未获得美国能源部长提名的朱棣文。本文为班宁·加勒特和乔纳森·亚当斯对该报告所作的介绍，报告全文的中英文版本可以在此下载。
近四十年前，1971-72年中美关系“解冻”，导致了自二战之后系列重大关系和制度建立以来影响最深远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秩序的战略转型。而今，中美两国面临着再次促成战略转型的历史性机遇，不过这次是转向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在促进全球繁荣的同时，有效降低发生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可能性。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因此中美两国的领导作用是关键。如果在长达几代人的努力中，美国和中国不发挥领导作用，那么，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以防止剧烈气候变化是根本不可能的，至少不会如期实现。
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所面临的这一挑战，不仅正值全球变暖的危险越来越大，而且赶上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具有直接的、日趋严重的影响，而气候变化危机则更具隐蔽性和迟缓性——但是后果可能更具灾难性和长期性。政治领导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必须集中精力停止和扭转去年秋季自全球金融危机开始的经济死亡螺旋。然而，作为振兴经济的一部分，如果未能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就可能大大增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影响的长期成本。美国和中国各自制定了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承诺大幅增加政府资源和直接投资，假如管理得当，全球极有可能在摆脱衰退的同时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
在1970年代初期，为了建立新的战略关系，中美克服了20多年的相互隔离、意识形态对立和强烈的敌对状态。两国曾在1950到1953年期间在朝鲜打了一场热战，1950年代末期在台湾问题上险些造成冲突，1960年在越南代打了一场代理人战争。尽管中美关系“解冻”的共同目的是为了遏制和在战略上孤立苏联，但最终的长期效果是促成苏联及其东欧帝国的和平解体，由此结束冷战并建立一个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美关系“解冻”同时也为中国成功实行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创造了国际环境，促成中国的重新快速崛起，以及全球化进程加速。
1970年代初期的中美关系“解冻”，源自于两国最高领导人为应对共同所面临的来自苏联的战略挑战而作出的战略考虑和决策。这些决策引发了国际形势的改变，其变化之大，远远超过了为抗衡苏联势力上升所进行的大国关系重组。两国的高层决策启动了一个很大程度上属于自下而上的进程，涉及中国和全世界数亿人的日常决策和行动，改变了全球战略布局，创造了我们当今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化世界。
如今，一个共同的重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敌人，而是来自于我们自身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繁荣所作出的努力。与冷战时的核威胁相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更具迟缓性和扩散性，但给文明社会带来的长期威胁却丝毫不见得少。应对这一新的重大威胁，必须像19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那样，由两国最高领导人作出最初的决策，启动一个的长期进程，结果证明或许比最初的预想甚至更具变革性。同样地，为中美经济转型创造必要条件的关键战略决策和共同努力，将释放千千万万的人和企业的创造力、聪明才智、竞争力和决心，加速世界向低碳、可持续发展经济的转变。
两国均已出现了一个新的机遇。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已经表明，减缓气候变化将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力争到205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较1990年水平降低80%。他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为建立一个新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提供大量的资源，为提高能效作出更大的努力，以及为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采取新的举措。尽管中国还不愿意承诺制定减排目标，但是中国领导人对气候变化威胁和转向低碳经济的必要性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还计划在能源效率、绿色技术和其他方面投入具有激励性的资源，以建立一个低碳能源基础设施。
奥巴马政府和中国领导层有必要在最高层面上尽早接触，启动一个新的计划，大力加强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中美能源和气候安全方面的成功合作，将大大提升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的前景，并为各自国家的气候变化减缓政策提供政治支持。它还将建立中美之间的互信，加强中美应对二十一世纪广泛的共同战略挑战的伙伴关系，并且在美国公众对双边经济一体化的好处疑虑渐增之际，成为中美关系的建设性力量。
班宁·加勒特：中美能源与气候合作计划项目主任。
乔纳森·亚当斯：中美能源与气候合作计划项目助理主任。
